在 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和民主 政治 作为人类的普遍原则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已经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特别是前共X党国家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要想得到充分的 发展 ，必然要接受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 中国 ，我们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在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 社会 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必然要面对经济和政治在转轨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沉着做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思考和东欧及独联体国家不同，我们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鉴于大多数转轨国家在激进社会改革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改革方式。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杜绝出现类似的错误，而且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改革，我们也要借鉴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好的经验。去应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
一：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制度的重新确立。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左右下，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严格控制的公有制，甚至出现人I民公社这种违反社会发展 规律 的畸形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我们又重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不否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所有制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经济制度的确立仍没有给予私有制以正当的和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它已经无法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当然无论是从令人头痛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社会主义的自身性质，我们都无法和不能否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地位，但是公用制的主体地位并不能代表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到了主体作用。在多年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下，我们造就了世界上最落后最无效的经济。除去在垄断行业的因素，公有制的作用还远远比不上只有二十几年寿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批判的的私有经济及其本质相同但更先进的外资经济。而后者正是当代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在公有制内部，国有 企业 的严重亏损以及低效率 问题 已经严重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风险，而 农村 的土地经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后的八十年代又过一段发展，而现在则是危机重重。即使是长期不被所谓的“马氏”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集体经济，除了在八十年代捧出“苏南经济”模式而红火一阵外，最终败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下。而其当年发达的集体经济现在除了满足当地的就业压力外，毫无活力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继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再受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再向无辜的私有经济戴大帽子了，我们应该坚持对公有制的深层改革。只要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硬性分割所有制和规定各所有制的性质毫无意义而言。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间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作用在公有制特别是国企在短时间内所不能完成的。尽管在短期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和阶层的分化（这些我将进一步阐说），相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皆穷的境况莫不是巨大的飞跃。而过去公有制改革所实验出的集体经济，虽然也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严格意义上说，我认为根本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即使在宪法规定下，基层政府也无权使用人I民的资金，除非在完全意义上的民众自愿，否则基层政府的市场运作就有越权之嫌。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主体只能是它的参与者而非监督者——政府。所以，现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淘汰落后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适应发达市场经济的先进所有制制度，。
二：改革道路上的“三农”关。
无论是前任朱容基总理，还是现在的有农业背景的温氏政府，无不对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痛心疾首。湖北省监利的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因为上书总理“三农”问题而全国闻名。可见在中国国民经济繁荣的背后，农业潜伏着多么大的危险。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微不足道，但是农业作为新中国经济的母乳，其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必须得到最大的关注，这也是我将“三农”问题放在第二讨论的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也部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 影响 ，我们的政府依靠残酷剥夺农业的产值来发展经济。几十年来，我们的 工业 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直至今日，农民兄弟仍默默忍受着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剪刀差。在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会对农业进行补贴，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现金我国农业的危险局面，绝不能归咎于农民兄弟的懒惰与无能，只能是我们自己政府的责任，而也必须由政府负责。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农业真的到了无法发展的境地了。农民除非是外出打工，否则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在农村，除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外，他们还要面对基层政府的压迫和尖锐的阶层分化问题。这些共同构件的农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头号问题。朱容基总理已经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如税费改革和粮食收购改革。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产权不明的问题，农民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脆弱的使用权又容易被专横的地方政府所剥夺。所以朱总理的改革只是涉及到一些皮毛而已。对于他的继任者温XX总理，我相信以他的农业背景，肯定能意识到农业的根本问题并对之进行实质的改革。我的期望是，
首先最根本的是对产权进行改革，使产权明晰。不能死守计划体制下的土地国有政策。既然国企改革可以出售国企，为什么政府非得独占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将其归还给其实际主人农民手里呢？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落实土地产权的同时，也应指定相应的土地产权 法律 。禁止土地的买卖，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别人使用，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得变化，这就防止了在农村的土地兼并以至导致社会动乱。
其次，要中国的城市居民向农民还债。国家完全免除农民的税费，其在财政上的损失可以由城市居民承担。在农业现行体制下，单纯的结构调整，农民的增收还是没有指望，而只有解除农民发展的负担，使其由初始基本进行发展。
再者就是涉及到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就是逐步取消农村的乡镇级政府，而逐步就是不能激进，要先在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再推广到落后地区。并且弱化农村的集体权力，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而在西方国家的乡村自治管理，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只能达到市级。这项改革，可以减少大批的冗员，并且直接减少农民受到的基层政府的压迫。同时也要建立公共事业服务组织和相应的联系机构，负责农村事物的组织，而非过去的政府的强行监督和硬性规划。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大包干”曾出现过农业的飞跃发展，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加大对农业的关住，推动农业的第二次巨大飞跃。
三：新经济下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
像我这么大的年龄，是无法想象我们的前辈们所生活过的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我曾看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中国》，他对当时的社会有具体的描述，我也不禁对当时人I民的生活状况感到万分惊讶。，相信年长的老师可能对往事留有记忆。尽管今日无论那个人是如何的仇富，对富人如何的咬牙切齿，他也不愿在回到当时那个社会下去生存。对于以前的“一大二公”的社会，无论当时的喉舌是如何的赞美，我们新 时代 的公民都应该坚决摒弃。
我们进行改革开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曾被我们愤怒声讨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我相信邓小平是伟人，并不是我认为他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的才能，而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领导者，第一次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付诸实施的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会让每个人在竞争中都成为成功者。除去不正当的制服手段，即使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也会因为个人能力和机遇的差异而使原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出现分化，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我极力回避使用“阶级”而替用“阶层”，就是不想国人在这一字之差上在造出多少无意义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分化是完全正常和必然的，但是在的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的多，而境内外的 研究 机构的数据显示这种分化正在加剧。我国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便不时的发作几次，山西的“李海仓案”就是一例。不可否认，像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少数民间企业家在其发家过程中的确不那么光彩，但是民众所真正仇恨的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腐败管理者和滥用权力致富的官员及其裙带下的太子党，而这些人因为掌管着巨大的公权力，所以民众只能将愤怒发泄到无辜和脆弱的私营企业家身上。甚至在少部分“遗老左王”的教唆下，无助的民众将愤恨倾撒到改革开放上，竟然回忆起毛氏时代的平均主义来。而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无健全法制的保障下，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我认为这是仅次于“三农”问题的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相对与全力发展经济来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显然不够。在“八九”动乱以后。政府的注意力放在“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和惩治官员的腐败上。新一届的政府可能回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注意力。严肃认识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不能采取强力阻止它的发生。而是进行引导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税收差额对财富进行社会的再分配，加强税收的依法合理征收，防止人为特别是富人偷漏税。在财政上上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补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社会得到协调发展。而在现时中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国企老板和政府官员的监管，为民众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使公权力去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基尼系数接近危险值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尤为紧迫。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我们都要遵守一个曾废弃多年的基本道德原则——善待富人。
四：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危机与完善。解决所有制、“三农”以及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只是为今后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则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会长远，甚至会前功尽弃。所以要想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一：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制度的重新确立。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左右下，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严格控制的公有制，甚至出现人I民公社这种违反社会发展 规律 的畸形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我们又重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不否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所有制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经济制度的确立仍没有给予私有制以正当的和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它已经无法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当然无论是从令人头痛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社会主义的自身性质，我们都无法和不能否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地位，但是公用制的主体地位并不能代表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到了主体作用。在多年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下，我们造就了世界上最落后最无效的经济。除去在垄断行业的因素，公有制的作用还远远比不上只有二十几年寿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批判的的私有经济及其本质相同但更先进的外资经济。而后者正是当代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在公有制内部，国有 企业 的严重亏损以及低效率 问题 已经严重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风险，而 农村 的土地经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后的八十年代又过一段发展，而现在则是危机重重。即使是长期不被所谓的“马氏”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集体经济，除了在八十年代捧出“苏南经济”模式而红火一阵外，最终败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下。而其当年发达的集体经济现在除了满足当地的就业压力外，毫无活力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继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再受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再向无辜的私有经济戴大帽子了，我们应该坚持对公有制的深层改革。只要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硬性分割所有制和规定各所有制的性质毫无意义而言。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间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作用在公有制特别是国企在短时间内所不能完成的。尽管在短期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和阶层的分化（这些我将进一步阐说），相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皆穷的境况莫不是巨大的飞跃。而过去公有制改革所实验出的集体经济，虽然也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严格意义上说，我认为根本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即使在宪法规定下，基层政府也无权使用人I民的资金，除非在完全意义上的民众自愿，否则基层政府的市场运作就有越权之嫌。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主体只能是它的参与者而非监督者——政府。所以，现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淘汰落后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适应发达市场经济的先进所有制制度，。
二：改革道路上的“三农”关。
无论是前任朱容基总理，还是现在的有农业背景的温氏政府，无不对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痛心疾首。湖北省监利的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因为上书总理“三农”问题而全国闻名。可见在中国国民经济繁荣的背后，农业潜伏着多么大的危险。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微不足道，但是农业作为新中国经济的母乳，其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必须得到最大的关注，这也是我将“三农”问题放在第二讨论的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也部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 影响 ，我们的政府依靠残酷剥夺农业的产值来发展经济。几十年来，我们的 工业 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直至今日，农民兄弟仍默默忍受着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剪刀差。在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会对农业进行补贴，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现金我国农业的危险局面，绝不能归咎于农民兄弟的懒惰与无能，只能是我们自己政府的责任，而也必须由政府负责。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农业真的到了无法发展的境地了。农民除非是外出打工，否则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在农村，除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外，他们还要面对基层政府的压迫和尖锐的阶层分化问题。这些共同构件的农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头号问题。朱容基总理已经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如税费改革和粮食收购改革。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产权不明的问题，农民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脆弱的使用权又容易被专横的地方政府所剥夺。所以朱总理的改革只是涉及到一些皮毛而已。对于他的继任者温XX总理，我相信以他的农业背景，肯定能意识到农业的根本问题并对之进行实质的改革。我的期望是，
首先最根本的是对产权进行改革，使产权明晰。不能死守计划体制下的土地国有政策。既然国企改革可以出售国企，为什么政府非得独占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将其归还给其实际主人农民手里呢？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落实土地产权的同时，也应指定相应的土地产权 法律 。禁止土地的买卖，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别人使用，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得变化，这就防止了在农村的土地兼并以至导致社会动乱。
其次，要中国的城市居民向农民还债。国家完全免除农民的税费，其在财政上的损失可以由城市居民承担。在农业现行体制下，单纯的结构调整，农民的增收还是没有指望，而只有解除农民发展的负担，使其由初始基本进行发展。
再者就是涉及到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就是逐步取消农村的乡镇级政府，而逐步就是不能激进，要先在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再推广到落后地区。并且弱化农村的集体权力，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而在西方国家的乡村自治管理，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只能达到市级。这项改革，可以减少大批的冗员，并且直接减少农民受到的基层政府的压迫。同时也要建立公共事业服务组织和相应的联系机构，负责农村事物的组织，而非过去的政府的强行监督和硬性规划。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大包干”曾出现过农业的飞跃发展，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加大对农业的关住，推动农业的第二次巨大飞跃。
三：新经济下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
像我这么大的年龄，是无法想象我们的前辈们所生活过的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我曾看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中国》，他对当时的社会有具体的描述，我也不禁对当时人I民的生活状况感到万分惊讶。，相信年长的老师可能对往事留有记忆。尽管今日无论那个人是如何的仇富，对富人如何的咬牙切齿，他也不愿在回到当时那个社会下去生存。对于以前的“一大二公”的社会，无论当时的喉舌是如何的赞美，我们新 时代 的公民都应该坚决摒弃。
我们进行改革开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曾被我们愤怒声讨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我相信邓小平是伟人，并不是我认为他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的才能，而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领导者，第一次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付诸实施的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会让每个人在竞争中都成为成功者。除去不正当的制服手段，即使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也会因为个人能力和机遇的差异而使原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出现分化，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我极力回避使用“阶级”而替用“阶层”，就是不想国人在这一字之差上在造出多少无意义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分化是完全正常和必然的，但是在的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的多，而境内外的 研究 机构的数据显示这种分化正在加剧。我国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便不时的发作几次，山西的“李海仓案”就是一例。不可否认，像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少数民间企业家在其发家过程中的确不那么光彩，但是民众所真正仇恨的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腐败管理者和滥用权力致富的官员及其裙带下的太子党，而这些人因为掌管着巨大的公权力，所以民众只能将愤怒发泄到无辜和脆弱的私营企业家身上。甚至在少部分“遗老左王”的教唆下，无助的民众将愤恨倾撒到改革开放上，竟然回忆起毛氏时代的平均主义来。而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无健全法制的保障下，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我认为这是仅次于“三农”问题的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相对与全力发展经济来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显然不够。在“八九”动乱以后。政府的注意力放在“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和惩治官员的腐败上。新一届的政府可能回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注意力。严肃认识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不能采取强力阻止它的发生。而是进行引导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税收差额对财富进行社会的再分配，加强税收的依法合理征收，防止人为特别是富人偷漏税。在财政上上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补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社会得到协调发展。而在现时中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国企老板和政府官员的监管，为民众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使公权力去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基尼系数接近危险值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尤为紧迫。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我们都要遵守一个曾废弃多年的基本道德原则——善待富人。
四：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危机与完善。解决所有制、“三农”以及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只是为今后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则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会长远，甚至会前功尽弃。所以要想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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