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
钱穆（字宾四，1895-1990，江苏无锡人）先生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无疑当之无愧。钱先生一生著书百余种，撰文逾千篇，约一千五百万字，远溯先秦，下及晚清，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深究。读钱先生之书，不仅令人叹服其学问渊博淹贯，尤令人深有所感的更是其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那种精神气质，正是 中国 古典文化陶铸而成的博大精深与宽裕温柔。
今年七、八月份，北京商务印书馆连续分别重印出版了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先秦诸子系年》。这两部书是钱先生早年的成名作。《系年》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平议》初版则在1958年8月，出版者为香港新亚 研究 所。这次重印之前，两部书初版后都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再版。《系年》1956年6月由香港大学出过增订版，1986年2月又由 台湾 东大图书公司出过再版。《平议》则由东大公司分别在1971年8月和1978年7月两次再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时，也理所当然将这两部著作包括在内。但由于初版在49年前，后来的几次再版也均不在大陆，鉴于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造成的文化阻隔，在大陆的文化界，除非业内的精专之士，钱先生这两部书恐怕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在 目前 已逐渐摆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极端思潮的情况下，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系年》与《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推介。
《平议》一书由四篇专论构成，包括《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 时代 考》。四篇文字分别成文并发表于不同的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最初刊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七期，《周官著作时代考》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一期，《两汉博士家法考》初刊于1944年7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孔子与春秋》初刊于1954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东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该书初版虽然晚于《系年》，但《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周官著作时代考》的发表，其实在《系年》之前，最早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钱先生积学多年而在学界奠定地位的第一部作品。1927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途中，返苏州家中小住，曾与钱先生见过两次面，并阅读过钱先生《系年》的手稿，极为赞赏，1930年6月《燕京学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便是时任《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的。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开设的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多主康有为的今文家言，而《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仅指出康氏《新学伪经考》一书曲解史实、抹杀反证二十八处之多，更由于举证详密、立论坚确而震撼了当时整个北方的学术界，被誉为划时代的杰作，以至有“南钱（穆）北胡（适）”之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的同年秋后，各大院校便几乎都停开了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的课程，足见此文在当时学界 影响 之深远。不过，在当时承继清儒余绪，今文经学（康有为为代表）和古文经学（章炳麟为代表）聚讼不已的情况下，钱先生并非执此废彼，而是兼辟两家之谬，力探两汉经学实况，建立一家之言。事实上，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以及《孔子与春秋》，都既显示了钱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钱先生不立门户而学有宗主的立场。诚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谓“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本书之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显真相，而后伪说可息，浮辨可以止。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在尽为经学上之今古文 问题 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源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平议》的出版，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晚清百年来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更重新梳理了经学 发展 的 历史 ，成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典范和治中国经学史的必备 参考 书。
如果说《平议》是钱先生“以史证经”的杰作，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系年》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5年的正式出版，进一步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事实上，顾颉刚先生之所以推荐《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于《燕京学报》，正是由于先前已经阅读过《系年》的手稿，通过这部书稿而了解到了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系年》主体分考辨与通表两部分，“考辨详其立说之根据，通表著其结论之梗概”（通表例言）。考辨有163篇，分为4卷，共30万言，1923年秋始着笔，历四五载而成，所谓“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示于人也。”（自序）通表为1930年撰成，分4节，与考辨部分相对应。目前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这部《系年》，根据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增订本，除考辨和通表之外，还有附表3节以及先秦诸子生卒年表。据钱先生书前新版增订本识语，该本较之1935年初版有所增益，钱先生视之为定本。《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全盘的交代，同时也将幽暗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真相发掘而出。钱先生自述该书有如下三点贡献：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二、“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辑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三、“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对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蒙文通先生曾盛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而陈寅恪先生1934年5月16日对杨树达先生言《系年》“极精湛”、“至可佩服”，更可谓客观的评论，因为那既是陈寅恪与杨树达的私人谈话，且当时陈寅恪并不认识钱先生。这样看来，钱先生弟子余英时先生称《系年》一书“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便绝非虚誉而是的评了。1978年国内左倾思潮尚未完全解冻，而余先生当年访问大陆时遇到一位先秦史专家，居然能将钱先生《系年》卷首的自序熟读成诵，尤可见此书之引人入胜。
钱穆（字宾四，1895-1990，江苏无锡人）先生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无疑当之无愧。钱先生一生著书百余种，撰文逾千篇，约一千五百万字，远溯先秦，下及晚清，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深究。读钱先生之书，不仅令人叹服其学问渊博淹贯，尤令人深有所感的更是其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那种精神气质，正是 中国 古典文化陶铸而成的博大精深与宽裕温柔。
今年七、八月份，北京商务印书馆连续分别重印出版了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先秦诸子系年》。这两部书是钱先生早年的成名作。《系年》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平议》初版则在1958年8月，出版者为香港新亚 研究 所。这次重印之前，两部书初版后都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再版。《系年》1956年6月由香港大学出过增订版，1986年2月又由 台湾 东大图书公司出过再版。《平议》则由东大公司分别在1971年8月和1978年7月两次再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时，也理所当然将这两部著作包括在内。但由于初版在49年前，后来的几次再版也均不在大陆，鉴于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造成的文化阻隔，在大陆的文化界，除非业内的精专之士，钱先生这两部书恐怕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在 目前 已逐渐摆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极端思潮的情况下，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系年》与《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推介。
《平议》一书由四篇专论构成，包括《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 时代 考》。四篇文字分别成文并发表于不同的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最初刊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七期，《周官著作时代考》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一期，《两汉博士家法考》初刊于1944年7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孔子与春秋》初刊于1954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东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该书初版虽然晚于《系年》，但《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周官著作时代考》的发表，其实在《系年》之前，最早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钱先生积学多年而在学界奠定地位的第一部作品。1927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途中，返苏州家中小住，曾与钱先生见过两次面，并阅读过钱先生《系年》的手稿，极为赞赏，1930年6月《燕京学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便是时任《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的。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开设的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多主康有为的今文家言，而《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仅指出康氏《新学伪经考》一书曲解史实、抹杀反证二十八处之多，更由于举证详密、立论坚确而震撼了当时整个北方的学术界，被誉为划时代的杰作，以至有“南钱（穆）北胡（适）”之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的同年秋后，各大院校便几乎都停开了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的课程，足见此文在当时学界 影响 之深远。不过，在当时承继清儒余绪，今文经学（康有为为代表）和古文经学（章炳麟为代表）聚讼不已的情况下，钱先生并非执此废彼，而是兼辟两家之谬，力探两汉经学实况，建立一家之言。事实上，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以及《孔子与春秋》，都既显示了钱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钱先生不立门户而学有宗主的立场。诚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谓“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本书之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显真相，而后伪说可息，浮辨可以止。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在尽为经学上之今古文 问题 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源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平议》的出版，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晚清百年来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更重新梳理了经学 发展 的 历史 ，成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典范和治中国经学史的必备 参考 书。
如果说《平议》是钱先生“以史证经”的杰作，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系年》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5年的正式出版，进一步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事实上，顾颉刚先生之所以推荐《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于《燕京学报》，正是由于先前已经阅读过《系年》的手稿，通过这部书稿而了解到了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系年》主体分考辨与通表两部分，“考辨详其立说之根据，通表著其结论之梗概”（通表例言）。考辨有163篇，分为4卷，共30万言，1923年秋始着笔，历四五载而成，所谓“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示于人也。”（自序）通表为1930年撰成，分4节，与考辨部分相对应。目前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这部《系年》，根据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增订本，除考辨和通表之外，还有附表3节以及先秦诸子生卒年表。据钱先生书前新版增订本识语，该本较之1935年初版有所增益，钱先生视之为定本。《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全盘的交代，同时也将幽暗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真相发掘而出。钱先生自述该书有如下三点贡献：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二、“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辑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三、“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对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蒙文通先生曾盛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而陈寅恪先生1934年5月16日对杨树达先生言《系年》“极精湛”、“至可佩服”，更可谓客观的评论，因为那既是陈寅恪与杨树达的私人谈话，且当时陈寅恪并不认识钱先生。这样看来，钱先生弟子余英时先生称《系年》一书“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便绝非虚誉而是的评了。1978年国内左倾思潮尚未完全解冻，而余先生当年访问大陆时遇到一位先秦史专家，居然能将钱先生《系年》卷首的自序熟读成诵，尤可见此书之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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