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摘要：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也影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受数千年岁月磨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观念、人治思想、好古忽今意识和义、利对立观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作一些分析。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经济消极影响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并能动地影响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文脉传承，早已静静流淌在国人血脉之中，深深沉积在国人骨髓之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动。不可否认，它所蕴含的许多优秀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和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出身小农经济，有些先天因素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积极有益的经验值得继承发展，消极负面的影响亟须克服改进。惟此，中国经济才能在趋利与避害的统一中更好地倚重文化优势、实现科学发展。本文试就其消极影响作些具体分析。
一、宗族观念影响经济民主思想的进步
宗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族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所蕴含的超越功利性的天然伦理亲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族观念不仅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且随着忠、孝思想的高度交融，忠君孝悌逐步固化为其核心理念，并超越家族范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在以家庭内部分工为经济体系的传统小农经济时期，宗族观念对于维护家族稳定、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分工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交流合作广泛深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极易形成经济管理模式上的集权化。宗族观念对经济领域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所衍生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一制度突出强调要树立家长的权威。受此影响，一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主观武断、唯我是从，严重压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年发生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13名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深圳总工会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调查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1另一个是它极易割裂付出与所得、能力与地位的密切关联。这在多数家族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家族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不是广纳群贤，而是任人唯亲，经常出现庸才领导良才、小学生领导大学生的现象，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竞争、人心浮动，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曾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华强，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这对创维集团的致命一击，起因却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特别是在企业做大、家庭富起来以后，经济利益往往会压倒血缘、亲情，家庭围绕利益和权力的斗争也会激烈，这种‘豪门恩怨’自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2所以说，宗族观念和宗族等级制度，从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都严重压抑、禁锢和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使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民主精神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二、人治思想阻碍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人治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唐律疏议》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人治是用德、刑两手管理社会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刑罚只是一种治人的手段，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西方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卢梭倡导人们：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5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治思想则相反，它重个人意愿轻公共规则、重随心所欲轻约束限制。在人治的面前，法律只是被个人权力随意支配的附庸品。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它往往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忽视或违背制度的非理性行为，影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当前的突出表现有两个：一个是权力经济大量存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权力经济模式本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而退出，但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政府与市场还难以保持适度距离，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了满足私欲，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源，以寻租方式直接介入市场活动而从中牟取暴利。‘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6这在某些地方的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表现尤为凸显。《中华工商时报》披露，广西北海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最高出价115元/平方米，每亩约10万元，而二级市场转手出去每亩最低价70-80万元，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中管窥蠡测足见权力经济现象之甚。另一个是搭便车问题层出不穷。受人治思想的长期濡染，经济人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意识淡薄，加之目前市场监管机制极不完善，他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在经济活动中潜意识地产生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以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债务拖欠问题为例。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信用管理调查组调查，截至2003年11月底，仅全国规模以上(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而且其中很多债务拖欠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而是故意拖欠。
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基础在于市场主体之间权利平等的契约关系。人治思想不克服，权力经济现象就会屡禁不止，搭便车问题也难以遏制，这必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不公平等问题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三、好古忽今的意识制约经济的创新发展
早期儒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中，总能同化、融合周边文化。随着这种文化强势的不断推进，儒家文化逐渐变得自我圣化、唯我独尊，渐渐地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演变成为封闭保守、睥睨其他的内向型文化。长此以往，好古忽今也就深深植入了国人头脑当中。正如前人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
好古忽今意识对现代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在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容易导致创新精神的缺失和创新型人才的匮乏。好古忽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和行为，安于现状、囿于成规、裹足不前。这从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经费的投入上便可见一斑。2008年，中国的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2%，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日本2006年就高达3.39%。从企业R＆D投入强度看，200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0.61%，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
摘要：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也影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受数千年岁月磨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一方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观念、人治思想、好古忽今意识和义、利对立观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作一些分析。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经济消极影响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并能动地影响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文脉传承，早已静静流淌在国人血脉之中，深深沉积在国人骨髓之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动。不可否认，它所蕴含的许多优秀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和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出身小农经济，有些先天因素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积极有益的经验值得继承发展，消极负面的影响亟须克服改进。惟此，中国经济才能在趋利与避害的统一中更好地倚重文化优势、实现科学发展。本文试就其消极影响作些具体分析。
一、宗族观念影响经济民主思想的进步
宗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族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所蕴含的超越功利性的天然伦理亲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族观念不仅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且随着忠、孝思想的高度交融，忠君孝悌逐步固化为其核心理念，并超越家族范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在以家庭内部分工为经济体系的传统小农经济时期，宗族观念对于维护家族稳定、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分工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交流合作广泛深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极易形成经济管理模式上的集权化。宗族观念对经济领域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所衍生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一制度突出强调要树立家长的权威。受此影响，一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主观武断、唯我是从，严重压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年发生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13名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深圳总工会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调查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1另一个是它极易割裂付出与所得、能力与地位的密切关联。这在多数家族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家族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不是广纳群贤，而是任人唯亲，经常出现庸才领导良才、小学生领导大学生的现象，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竞争、人心浮动，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曾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华强，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这对创维集团的致命一击，起因却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特别是在企业做大、家庭富起来以后，经济利益往往会压倒血缘、亲情，家庭围绕利益和权力的斗争也会激烈，这种‘豪门恩怨’自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2所以说，宗族观念和宗族等级制度，从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都严重压抑、禁锢和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使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民主精神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二、人治思想阻碍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人治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唐律疏议》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人治是用德、刑两手管理社会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刑罚只是一种治人的手段，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西方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卢梭倡导人们：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5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治思想则相反，它重个人意愿轻公共规则、重随心所欲轻约束限制。在人治的面前，法律只是被个人权力随意支配的附庸品。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它往往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忽视或违背制度的非理性行为，影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当前的突出表现有两个：一个是权力经济大量存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权力经济模式本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而退出，但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政府与市场还难以保持适度距离，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了满足私欲，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源，以寻租方式直接介入市场活动而从中牟取暴利。‘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6这在某些地方的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表现尤为凸显。《中华工商时报》披露，广西北海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最高出价115元/平方米，每亩约10万元，而二级市场转手出去每亩最低价70-80万元，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中管窥蠡测足见权力经济现象之甚。另一个是搭便车问题层出不穷。受人治思想的长期濡染，经济人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意识淡薄，加之目前市场监管机制极不完善，他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在经济活动中潜意识地产生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以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债务拖欠问题为例。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信用管理调查组调查，截至2003年11月底，仅全国规模以上(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而且其中很多债务拖欠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而是故意拖欠。
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基础在于市场主体之间权利平等的契约关系。人治思想不克服，权力经济现象就会屡禁不止，搭便车问题也难以遏制，这必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不公平等问题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三、好古忽今的意识制约经济的创新发展
早期儒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中，总能同化、融合周边文化。随着这种文化强势的不断推进，儒家文化逐渐变得自我圣化、唯我独尊，渐渐地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演变成为封闭保守、睥睨其他的内向型文化。长此以往，好古忽今也就深深植入了国人头脑当中。正如前人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
好古忽今意识对现代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在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容易导致创新精神的缺失和创新型人才的匮乏。好古忽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和行为，安于现状、囿于成规、裹足不前。这从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经费的投入上便可见一斑。2008年，中国的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2%，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日本2006年就高达3.39%。从企业R＆D投入强度看，200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0.61%，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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