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诗歌
上个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相继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就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蒙昧之中惊醒，并且开始对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与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我们开始审视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现象，而后现代文化语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逐渐发展成型。我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本身应该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它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的无中心意识以及多元价值的取向，同时也排斥整体观念，并且强调异质性、特殊性与唯一性。其二是其文化语境的本质，即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还是语言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氛围或者环境，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诗歌以及诗人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观都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使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诗歌多元化与流派的多样化。但是，这样的局面仅仅持续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后现代文化语境却为中国诗歌的异质化和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也对本土文化语境造成了遮蔽，最终使得中国诗歌走向个体诗学，并且逐步地边缘化。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与新诗语言政治问题
1.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此处提到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是指各种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后现代诗歌文化对我国新时期的诗歌文化语境的干扰与削弱。新中国的文化史见证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由盛转衰的历程，而这种转变与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干扰和削弱是分不开的。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上，这段时间的诗歌被称作是中国后现代诗歌与其他后现代变体诗歌，比如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这一个时代曾经是中国新诗最为美好的时代，从《今天》等刊物之中，读者们每每能够发现那些能够撩拨心弦的佳句，然后朦胧诗的鼎盛到1981年就戛然而止，到了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所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朦胧诗最终走向终结，从此之后，中国诗坛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诗歌流派的试验地，也有学者将这一批诗人称之为第三代。如果说朦胧诗的时代还是中国的诗人们在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哺育，传递的整体追求和寻觅西方新诗异化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代诗人的诗歌之中，就已经充斥了西方外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早在北岛的最早组诗《太阳城札记》①中，就充满了外来语境的强侵：飘/撕碎的纸屑（《自由》），网（《生活》），在他的诗歌中，各种词性与词意已经完全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文化语境相偏离。再如，顾城在其《分别的海》中写道，别叹气/也别捉住老渔夫的金鱼/海妖像水螅以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童话语境，已经丢弃了传统的修饰成分，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式思维与情绪的表达之中，在中国传统的童话和传说之中没有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更没有海妖，当然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表达方式也是完全西化之后的结果。
而在后期的朦胧诗歌之中，以欧阳江河和杨炼为代表的诗人也在尝试着将西方历史文化意识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但是，从当前来看，当时的新诗历史文化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维度上的进步，而从他们自身的诗歌文本本身来看，还是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真实文化语境的表露。比如，在欧阳江河《没有写完的诗之古老的故事》中，写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英雄的痛苦变成石头/比山还要孤独，这样的表述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一种遮蔽的表现。
2.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
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 Owen在1990年在其《What Is Word 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
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捍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上个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相继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就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蒙昧之中惊醒，并且开始对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与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我们开始审视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现象，而后现代文化语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逐渐发展成型。我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本身应该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它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的无中心意识以及多元价值的取向，同时也排斥整体观念，并且强调异质性、特殊性与唯一性。其二是其文化语境的本质，即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还是语言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氛围或者环境，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诗歌以及诗人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观都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使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诗歌多元化与流派的多样化。但是，这样的局面仅仅持续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后现代文化语境却为中国诗歌的异质化和多元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也对本土文化语境造成了遮蔽，最终使得中国诗歌走向个体诗学，并且逐步地边缘化。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与新诗语言政治问题
1.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此处提到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是指各种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后现代诗歌文化对我国新时期的诗歌文化语境的干扰与削弱。新中国的文化史见证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由盛转衰的历程，而这种转变与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干扰和削弱是分不开的。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上，这段时间的诗歌被称作是中国后现代诗歌与其他后现代变体诗歌，比如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这一个时代曾经是中国新诗最为美好的时代，从《今天》等刊物之中，读者们每每能够发现那些能够撩拨心弦的佳句，然后朦胧诗的鼎盛到1981年就戛然而止，到了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所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朦胧诗最终走向终结，从此之后，中国诗坛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诗歌流派的试验地，也有学者将这一批诗人称之为第三代。如果说朦胧诗的时代还是中国的诗人们在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哺育，传递的整体追求和寻觅西方新诗异化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代诗人的诗歌之中，就已经充斥了西方外来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
早在北岛的最早组诗《太阳城札记》①中，就充满了外来语境的强侵：飘/撕碎的纸屑（《自由》），网（《生活》），在他的诗歌中，各种词性与词意已经完全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文化语境相偏离。再如，顾城在其《分别的海》中写道，别叹气/也别捉住老渔夫的金鱼/海妖像水螅以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童话语境，已经丢弃了传统的修饰成分，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式思维与情绪的表达之中，在中国传统的童话和传说之中没有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更没有海妖，当然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的表达方式也是完全西化之后的结果。
而在后期的朦胧诗歌之中，以欧阳江河和杨炼为代表的诗人也在尝试着将西方历史文化意识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但是，从当前来看，当时的新诗历史文化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维度上的进步，而从他们自身的诗歌文本本身来看，还是没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真实文化语境的表露。比如，在欧阳江河《没有写完的诗之古老的故事》中，写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黑色的时间聚拢，一群群乌鸦/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英雄的痛苦变成石头/比山还要孤独，这样的表述让我们联想到的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一种遮蔽的表现。
2.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
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 Owen在1990年在其《What Is Word 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
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捍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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