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认为，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下的麦克勒姆规则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下的泰勒规则一样，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也需要遵循政策规则。因此，结合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现实，以广义信贷/GDP作为金融稳定的监控指标，将其嵌入混合货币政策规则中，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参数。进一步，结合 IS 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和金融资产需求方程构建随机模拟模型，评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的政策效应。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推进金融市场化一直是我国金融发展与改革的主要任务，开放经常项目、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8·11”汇改，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成果显著。金融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发展又给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金融市场化必然是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经济市场化也需要金融市场化予以推动，两者相得益彰。当然，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改革的路径有所不同。在过去四十年中，诸多转型国家对个改革发展的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种改革发展路径，实践证明，循序渐进、遵循一定改革次序的“北京共识”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改革成本相对较低，既实现了经济增长，又很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长期的转型阶段，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经济金融制度并非是整齐划一，在改革探索的过程中，会形成具有一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制度，我国亦不例外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体系迅速发展壮大。银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 2017 年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结果，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长期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市场与债券从无到有，股票市场市值一度超越了日本，直接融资规模的比例逐渐增大，资本市场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亦是如此，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金融网络中的关联性日趋紧密，局部的“微波涟漪”通过金融网络而被放大，最终可能演变成为“惊涛骇浪”。
.......................
1.2 文献综述
1.2.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概念界定
1.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控货币信贷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张晓慧，2012） 。货币政策并非某项政策，而是由一系列政策构建而成，完整的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目标具体包括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中间目标是指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而选择的可调控变量，最终目标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根本目的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中，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止于此，通常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学者提出将金融稳定也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张亦春、胡晓，2010） ，货币政策也应该关注资产价格（Faia 和 Monacelli，2007） 。中间目标具体可分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是用于“窥探”最终目标可实现程度并且可以调控的指标，操作目标是为了实现中介目标而进行操作的目标（张晓慧，2012） 。中间目标必须是可测量、可调控，并且与最终目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
对于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不同的，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中介目标通常采用货币供应量，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则为利率水平。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推动，中介目标也经历了演化，20 世纪 70-80 年代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的目标，在 90 年代都转变为利率水平，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盛松成、吴培新（2008） 认为，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是我国的两个中介目标，并且各有侧重，信贷规模主要针对实体经济领域，货币供应量则针对金融市场。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中介目标也存在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混用的情况（伍戈、连飞，2016） ，我国亦不例外。虽然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式微，利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有所增强，但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过渡不能采用“休克”式的转换方式，两者混用是较为稳健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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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理分析
2.1 转型背景下的货币政策
长期以来，通过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在货币市场领域，形成了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利率框架。虽然形式上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但是要实现利率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还需要持续深入的改革。因此，在货币政策调控上，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仍然是价格型与数量型相结合的方式（盛松成和翟春，2015），并逐步由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
2.1.1 政府导向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利率体系
我国的利率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中央银行利率体系、金融市场利率体系和商业银行利率，其中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与再贷款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流动性管理工具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则包括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中长期的债券和票据利率。商业银行包括存贷款利率（零售利率）、存单利率以及针对优质客户的贷款基础利率（LPR）。其中，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面临多重约束，一方面来自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另一方面来自货币市场利率。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利率双轨制是最为突出的特征。所谓“双轨制”利率框架是指零售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定价机制不同，银行体系之内的管制利率与银行体系之外的市场利率并存是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中国金融改革报告 2015》） 。在利率市场化之前，金融机构的零售利率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决定，而市场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决定。无论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还是货币市场体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零售利率。
形式上的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的管制放开，赋予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但由于市场供求机制尚未完成，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是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参考标准。事实上，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现实意义不止于此，同时也是货币政策利率的重要参考指标。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存贷款基准对货币政策利率的走向具有决定意义。在贷款利率管制放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引入了贷款基础利率（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作为新的贷款定价基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实践来看，构建利率走廊是未来利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并在 2015 年第4 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探索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利率走廊机制的优势突出，相较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框，利率走廊机制不仅更具灵活性，而且政策成本相对较低，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牛慕鸿等，2017）。从我国的利率体系来看，货币走廊实质上是通过中央银行利率的调整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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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进展
2.2.1 “巴塞尔 III”中国化
1. “巴塞尔 III”推出的背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行了全面反思，推动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2010 年 12 月 16 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 III》，在强化原有资本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新增了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效应和杠杆率的监管内容。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监管思路的缺陷与不足，同时也凸显出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没有对系统性风险给予关注，强调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忽视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资本定义复杂，资本质量下滑。以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为例，在次贷危机爆发的 2007 年，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并未出现显著的下滑趋势，但是剔除次级债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却下降明显。
（3）交易账户风险控制不足。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而金融衍生产品的期限不一，市场价格难以预测，流动性难以保证。在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损失主要来至于交易账户中的衍生工具，例如资产证券化金融工具。
（4）忽视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巴塞尔 II 的资本监管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通过银行信贷放大了经济周期，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在资本规模的测算中，缺乏跨周期的平滑机制，依据“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采用内部评级法，都会加剧顺周期性。
........................
第 3 章 货币供应量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44
3.1 货币供应量调控中的结构性失衡 ............ 44
3.2 结构性失衡在系统性风险积累中的作用 ................ 45
第 4 章 利率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68
4.1 利率传导渠道的阻滞与系统性风险积累 ............. 68
4.1.1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的原因分析 .................... 68
4.1.2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 70
第 5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规则设计 ........................ 87
5.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管控 ...................... 87
5.1.1 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与协调管理的基础 ................ 87
5.1.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协调管理的思路 ...................... 89
第 5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规则设计
5.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管控
5.1.1 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与协调管理的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扩张的货币政策未必会引致经济增长，但对于通过膨胀却存在正向影响，同时也会助推资产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根据我国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与金融数据，分析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图 5.1 中列出了至 2001 年以来的货币政策、价格指数（CPI 与PPI）、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指标，货币政策以 M2 同比增长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30 天）为代理变量，其中资产价格以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价格与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益率为代理变量。由图 4 可知，M2 同比增长率与 CPI、PPI（PPI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变动特征，因此通过 HP 滤波的得到 PPI 的趋势项）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 M2 增长率越高的期间，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这与图1 中的国际经验是截然相反的，货币增长并没有导致商品物价与工业品价格上涨，“脱实向虚”的趋势明显。M2 同比增长率与 GDP 同比增长率的走势基本一致，但 2009 年-2010 年之间两者的走势出现背离，2010 年之后，两者走势又恢复一致，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结论
事实证明，货币政策不能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两个目标，有必要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实现金融稳定，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存在不一致、传导机制和渠道存在叠加。因此，在实践操作中需要协调管理。本文立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问题，探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什么要协调、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规则如何设计、协调规则的政策效应如何”3 个问题。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与经验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和随机模拟的方法，主要结论如下：
1. 货币政策是基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从总量上进行调控，但在结构调整上显然不足。本文将资金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总结为“脱实向虚”、“差序格局”与“圈层效应”，并以 2005-2017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验证了 3 种效应的存在，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在防控系统性风险中，既要“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又要守住虚拟经济的大门，纠正行业和区域之间资金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2. 我国的金融风险既有宏观成因，又有微观病灶。在信贷资源配置和利率定价中，并非完全遵循市场机制，利率传导渠道阻滞，尤其是行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信贷资源持续向少数领域、行业和企业集中。结合我国上市行业银行的微观经营数据，测算样本银行的市场势力，通过分组估计的方式验证了市场势力和预算软约束对利率传导的阻滞作用。强化信贷配置中的市场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推进金融市场化一直是我国金融发展与改革的主要任务，开放经常项目、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8·11”汇改，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成果显著。金融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而经济发展又给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金融市场化必然是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经济市场化也需要金融市场化予以推动，两者相得益彰。当然，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改革的路径有所不同。在过去四十年中，诸多转型国家对个改革发展的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种改革发展路径，实践证明，循序渐进、遵循一定改革次序的“北京共识”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改革成本相对较低，既实现了经济增长，又很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长期的转型阶段，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经济金融制度并非是整齐划一，在改革探索的过程中，会形成具有一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制度，我国亦不例外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体系迅速发展壮大。银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 2017 年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结果，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长期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市场与债券从无到有，股票市场市值一度超越了日本，直接融资规模的比例逐渐增大，资本市场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亦是如此，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金融网络中的关联性日趋紧密，局部的“微波涟漪”通过金融网络而被放大，最终可能演变成为“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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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概念界定
1.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调控货币信贷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张晓慧，2012） 。货币政策并非某项政策，而是由一系列政策构建而成，完整的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目标具体包括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中间目标是指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而选择的可调控变量，最终目标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根本目的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中，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止于此，通常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学者提出将金融稳定也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张亦春、胡晓，2010） ，货币政策也应该关注资产价格（Faia 和 Monacelli，2007） 。中间目标具体可分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是用于“窥探”最终目标可实现程度并且可以调控的指标，操作目标是为了实现中介目标而进行操作的目标（张晓慧，2012） 。中间目标必须是可测量、可调控，并且与最终目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
对于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不同的，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中介目标通常采用货币供应量，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则为利率水平。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推动，中介目标也经历了演化，20 世纪 70-80 年代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的目标，在 90 年代都转变为利率水平，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盛松成、吴培新（2008） 认为，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是我国的两个中介目标，并且各有侧重，信贷规模主要针对实体经济领域，货币供应量则针对金融市场。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中介目标也存在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混用的情况（伍戈、连飞，2016） ，我国亦不例外。虽然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式微，利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有所增强，但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过渡不能采用“休克”式的转换方式，两者混用是较为稳健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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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理分析
2.1 转型背景下的货币政策
长期以来，通过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在货币市场领域，形成了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利率框架。虽然形式上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但是要实现利率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还需要持续深入的改革。因此，在货币政策调控上，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仍然是价格型与数量型相结合的方式（盛松成和翟春，2015），并逐步由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
2.1.1 政府导向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利率体系
我国的利率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中央银行利率体系、金融市场利率体系和商业银行利率，其中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贴现与再贷款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流动性管理工具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则包括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中长期的债券和票据利率。商业银行包括存贷款利率（零售利率）、存单利率以及针对优质客户的贷款基础利率（LPR）。其中，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面临多重约束，一方面来自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另一方面来自货币市场利率。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利率双轨制是最为突出的特征。所谓“双轨制”利率框架是指零售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定价机制不同，银行体系之内的管制利率与银行体系之外的市场利率并存是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中国金融改革报告 2015》） 。在利率市场化之前，金融机构的零售利率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决定，而市场利率则由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决定。无论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还是货币市场体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零售利率。
形式上的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的管制放开，赋予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但由于市场供求机制尚未完成，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然是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参考标准。事实上，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现实意义不止于此，同时也是货币政策利率的重要参考指标。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存贷款基准对货币政策利率的走向具有决定意义。在贷款利率管制放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引入了贷款基础利率（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作为新的贷款定价基础。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实践来看，构建利率走廊是未来利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并在 2015 年第4 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探索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利率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利率走廊机制的优势突出，相较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框，利率走廊机制不仅更具灵活性，而且政策成本相对较低，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牛慕鸿等，2017）。从我国的利率体系来看，货币走廊实质上是通过中央银行利率的调整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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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进展
2.2.1 “巴塞尔 III”中国化
1. “巴塞尔 III”推出的背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行了全面反思，推动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2010 年 12 月 16 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 III》，在强化原有资本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新增了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效应和杠杆率的监管内容。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监管思路的缺陷与不足，同时也凸显出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没有对系统性风险给予关注，强调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忽视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资本定义复杂，资本质量下滑。以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为例，在次贷危机爆发的 2007 年，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并未出现显著的下滑趋势，但是剔除次级债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却下降明显。
（3）交易账户风险控制不足。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而金融衍生产品的期限不一，市场价格难以预测，流动性难以保证。在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损失主要来至于交易账户中的衍生工具，例如资产证券化金融工具。
（4）忽视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巴塞尔 II 的资本监管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通过银行信贷放大了经济周期，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在资本规模的测算中，缺乏跨周期的平滑机制，依据“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采用内部评级法，都会加剧顺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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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货币供应量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44
3.1 货币供应量调控中的结构性失衡 ............ 44
3.2 结构性失衡在系统性风险积累中的作用 ................ 45
第 4 章 利率调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 68
4.1 利率传导渠道的阻滞与系统性风险积累 ............. 68
4.1.1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的原因分析 .................... 68
4.1.2 利率传导渠道阻滞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 70
第 5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规则设计 ........................ 87
5.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管控 ...................... 87
5.1.1 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与协调管理的基础 ................ 87
5.1.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协调管理的思路 ...................... 89
第 5 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规则设计
5.1 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管控
5.1.1 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与协调管理的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扩张的货币政策未必会引致经济增长，但对于通过膨胀却存在正向影响，同时也会助推资产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根据我国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与金融数据，分析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图 5.1 中列出了至 2001 年以来的货币政策、价格指数（CPI 与PPI）、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指标，货币政策以 M2 同比增长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30 天）为代理变量，其中资产价格以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价格与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益率为代理变量。由图 4 可知，M2 同比增长率与 CPI、PPI（PPI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变动特征，因此通过 HP 滤波的得到 PPI 的趋势项）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 M2 增长率越高的期间，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这与图1 中的国际经验是截然相反的，货币增长并没有导致商品物价与工业品价格上涨，“脱实向虚”的趋势明显。M2 同比增长率与 GDP 同比增长率的走势基本一致，但 2009 年-2010 年之间两者的走势出现背离，2010 年之后，两者走势又恢复一致，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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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事实证明，货币政策不能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两个目标，有必要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实现金融稳定，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存在不一致、传导机制和渠道存在叠加。因此，在实践操作中需要协调管理。本文立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管理问题，探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什么要协调、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规则如何设计、协调规则的政策效应如何”3 个问题。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与经验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和随机模拟的方法，主要结论如下：
1. 货币政策是基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从总量上进行调控，但在结构调整上显然不足。本文将资金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总结为“脱实向虚”、“差序格局”与“圈层效应”，并以 2005-2017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验证了 3 种效应的存在，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在防控系统性风险中，既要“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又要守住虚拟经济的大门，纠正行业和区域之间资金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2. 我国的金融风险既有宏观成因，又有微观病灶。在信贷资源配置和利率定价中，并非完全遵循市场机制，利率传导渠道阻滞，尤其是行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信贷资源持续向少数领域、行业和企业集中。结合我国上市行业银行的微观经营数据，测算样本银行的市场势力，通过分组估计的方式验证了市场势力和预算软约束对利率传导的阻滞作用。强化信贷配置中的市场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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