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后期对苏俄的重新认识，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从前的主张，他指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采用民主制。他更说，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的政治际遇每况愈下。先是在中东路事件中，他批评中共不顾民族利益而听命苏联，与中共中央发生争执，后又组织托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开除党籍。没有了一切经济来源，国民党又悬赏三万大洋四处通缉他，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抓获，并扣上“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八年徒刑。
1937年8月23日，由于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为团结抗日而赦免政治犯，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结束五年的牢狱生活后，他开始了贫病交加的困厄晚年。
昔日的朋友们来看他，他常常言语讥讽。朱家骅等友人赠送他钱物，被他退回。胡适邀请他去美国写自传，被他谢绝。国民党当局希望借助他的声望，邀请他出任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他也严厉拒绝了，不过深明大义的陈独秀答应抗战期间绝不反蒋。
陈独秀本对共产党心存一念。在南京他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在武汉，他赶走了来探望的张国焘，还与意见不合的托派首领划清了界限。
可是，他没料到，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为拍斯大林的马屁，不但不接受陈独秀去延安，还诬陷他为每月拿300元经费给日本人当间谍，炮制了一个“叛徒”的罪名。陈独秀怒发冲冠，一面发文驳斥，一面彻底关死了他重回中共的大门。
早先，周恩来也曾来看望陈独秀，希望陈独秀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中国共产党会敞开大门欢迎这位创党元老归来，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承认错误。周恩来只能无奈离去。
陈独秀的自负与暴烈的脾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严重缺乏协作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陈独秀的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秉性都是直线型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拙于周旋、折冲、刚柔相济。
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的阳人，又是个刚愎自负、怒则失控的怪杰。这种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
鲁迅对他的描绘入木三分：“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个刀，一目了然，用不着设法提防。”
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陈独秀人生中最后的时光留在了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鹤山坪，他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要认真反思他曾经追求的苏俄主义。
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用冰镐刺杀。消息传到国内，陈独秀震怒了，作为曾经的中国托派领导人，托洛茨基被害，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政治谋杀，是斯大林在消灭异己。
陈独秀在文章中抨击托洛茨基认识到民主的作用太晚了，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晚了！唯其如此，才导致今天苏联从左翼政治家期待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家园，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专制集权政治。
这一切，与马克思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陈独秀的理想背道而驰。
陈独秀早年为苏俄主义大声鼓呼，但晚年的看法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他认为苏联如今出现的专制独裁局面，都是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并且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
他说，这种集权专制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创立的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独裁的产生。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的印象与建党时期已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陈独秀先前的想象中，苏俄模式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形式。经过事实的教训，陈独秀对苏联已经失望。陈独秀从新文化运动走来，没有忘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光辉的字眼，所以他不会继续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不能不调整自己，对一切重新思考。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欺人，更不自欺。陈独秀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
在陈独秀的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品格同梁启超很相似，他们从不固执己见，而是随环境的变化和见识的增长不断否定自己从前的判断。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其价值和意义同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同等重要。
陈独秀从五四出发，走向苏俄，走向托派，然后又回到了五四。兜兜转转，一生都在为中国寻找适合自己的路，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呐喊。
总体而言，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和探索，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的政治际遇每况愈下。先是在中东路事件中，他批评中共不顾民族利益而听命苏联，与中共中央发生争执，后又组织托派，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开除党籍。没有了一切经济来源，国民党又悬赏三万大洋四处通缉他，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抓获，并扣上“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八年徒刑。
1937年8月23日，由于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为团结抗日而赦免政治犯，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结束五年的牢狱生活后，他开始了贫病交加的困厄晚年。
昔日的朋友们来看他，他常常言语讥讽。朱家骅等友人赠送他钱物，被他退回。胡适邀请他去美国写自传，被他谢绝。国民党当局希望借助他的声望，邀请他出任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他也严厉拒绝了，不过深明大义的陈独秀答应抗战期间绝不反蒋。
陈独秀本对共产党心存一念。在南京他请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在武汉，他赶走了来探望的张国焘，还与意见不合的托派首领划清了界限。
可是，他没料到，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为拍斯大林的马屁，不但不接受陈独秀去延安，还诬陷他为每月拿300元经费给日本人当间谍，炮制了一个“叛徒”的罪名。陈独秀怒发冲冠，一面发文驳斥，一面彻底关死了他重回中共的大门。
早先，周恩来也曾来看望陈独秀，希望陈独秀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中国共产党会敞开大门欢迎这位创党元老归来，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承认错误。周恩来只能无奈离去。
陈独秀的自负与暴烈的脾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严重缺乏协作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陈独秀的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秉性都是直线型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拙于周旋、折冲、刚柔相济。
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的阳人，又是个刚愎自负、怒则失控的怪杰。这种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
鲁迅对他的描绘入木三分：“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个刀，一目了然，用不着设法提防。”
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陈独秀人生中最后的时光留在了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鹤山坪，他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要认真反思他曾经追求的苏俄主义。
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用冰镐刺杀。消息传到国内，陈独秀震怒了，作为曾经的中国托派领导人，托洛茨基被害，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政治谋杀，是斯大林在消灭异己。
陈独秀在文章中抨击托洛茨基认识到民主的作用太晚了，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晚了！唯其如此，才导致今天苏联从左翼政治家期待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家园，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专制集权政治。
这一切，与马克思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陈独秀的理想背道而驰。
陈独秀早年为苏俄主义大声鼓呼，但晚年的看法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他认为苏联如今出现的专制独裁局面，都是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并且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
他说，这种集权专制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创立的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独裁的产生。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晚年陈独秀对于苏联的印象与建党时期已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陈独秀先前的想象中，苏俄模式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形式。经过事实的教训，陈独秀对苏联已经失望。陈独秀从新文化运动走来，没有忘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光辉的字眼，所以他不会继续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不能不调整自己，对一切重新思考。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欺人，更不自欺。陈独秀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
在陈独秀的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品格同梁启超很相似，他们从不固执己见，而是随环境的变化和见识的增长不断否定自己从前的判断。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其价值和意义同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同等重要。
陈独秀从五四出发，走向苏俄，走向托派，然后又回到了五四。兜兜转转，一生都在为中国寻找适合自己的路，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呐喊。
总体而言，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和探索，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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