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影视剧的巨大宣传作用，乔家大院早已是名声在外，不少外地游客到乔家一看都难免惊呼：果然是气势恢宏，叹为观止。然而在山西，很多大院不仅比乔家大院规模大得多，在历史地位、建筑艺术等方面也超出乔家不少，只是“酒香无奈巷子深”，了解这些大院的人并不多。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
常家庄园—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是流传在山西的一句俗语，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可谓三晋民居建筑之首，修复开放的部分12万平方米，仅为原有面积的1/4，即令是如此，仍比乔家大院大12倍。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常家环庄园而建的堡墙长达4公里，共开8个堡门，而平遥古城，城墙周长也不过6公里，开设4座城门，常家大院与其说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市。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其布局呈车辐状，故名。常家庄园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到常家庄园去观光，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宅院”。数字相加，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
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辟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十、九、八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八间时，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
王家大院—中国民间故宫
给王家这么一个美誉，可不算王家占了故宫的便宜，因为王家的面积远比故宫要大。据王家史料和现存的实物考证，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十六年，静升王氏家族的住宅，随其族业的不断兴盛，在村中，由西向东，由低到高，不断延伸，渐修渐众，营造了总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之巨的建筑群体，远比占地15万平方米的北京皇家故宫庞大。所以尽管到王家大院游览过的人，都认为王家大院很大、很气派。但实际上现在向游人开放的红门堡、高家崖堡及王氏宗祠三组建筑群，尚不足王家大院总占地面积的1/4。
王氏家族历史地位之高，家族之望是令人咂舌的。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乾、嘉年间，其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莹和开设店铺、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断。在此期间，王家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别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
石静升王氏家族，源出太原，世居本县汾河峡谷间沟营村（今富家滩镇沟峪滩村）。元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先祖王实迁至静升后，由农及商，人丁渐旺，继而读书入仕，遂“以商贾兴，以官宦显”，成为当地一大望族。王氏家族从十八世以后（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败，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客观因素外，在本身，则主要是子弟不争，日趋奢靡。王氏家族历680多年已传至27世，新中国成立后，王家人从业各界多有建树，成为当地一大望族。
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熳”的特征。大院的选址。一是居高临下，负阴抱阳，占据静升村北山坡黄土高地，背阴可以阻挡胡地北风，向阳能使阳光照射充足；二是凭借坡间由北而南的天然排水沟于左右，可保证宅居地“高无近旱而水用足”，无水灾之患，亦无缺水之虞；三是依山面水，居高可以望远。
环顾四周，群山连绵，气象万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居“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特点。整个建筑设制，集官、商、民、儒四位于一体，既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阴阳五行之说，又合乎了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道德礼制，同时汲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风格，将造院技巧与造园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王家大院建筑艺术的又一大特色。在保持北方传统民居共性的同时，又显现出了卓越的个性风采，不愧为中国民居建筑艺术之精品。
曹家三多堂——中国古代最大的跨国公司
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
看过《乔家大院》的都知道乔致庸是一位经商的奇才，但真要从家族的角度去比较，曹家的经商史任谁看也是一段传奇。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洸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
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曹家大院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洸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
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
申家大院—院看尽潞商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而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家作为潞商的代表，不仅表现在产业的兴盛上，从宅院建筑规模、建筑风格上也不难看出申家当时实力的庞大、财力的雄厚，申家最具代表性的宅院要数中村的棋盘二十四院，至今保存尚算完整。虽从外观上看有破败之处，但仍掩饰不住申家昔日的辉煌和骄傲。二十四院由多个四合院、三合院、窑洞组成宅院群落，故称“棋盘二十四院”，其布局都保留了晋东南民居的特色，即古朴典雅，又不失豪华的建筑风格，成为研究明清两代民居建筑嬗变最有力的实物例证。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
渠家大院—渠半城里看晋商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年的主人在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群总面积23628平方米，现已开发出7500平方米，整座大院宏伟庄重，高峻威严，气象森然，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
渠家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民居瑰宝。利用这一建筑奇葩开辟的晋商文化博物馆，是全国首家展示晋商文化的博物馆。通过7大系列、25个展室，揭示了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奥秘。
渠氏原籍为上党长子县，明朝时先祖渠济经常往返于祁县上党之间倒贩土特产，利用两地价格差异从中赢利，天长日久，有了点积蓄，便在祁县城内定居下来。他的儿子仍以小贩小卖为谋生手段，随着买卖的日渐兴旺，渠家逐渐富裕起来。到第9世时，家道初步呈小康景象，结束了摊贩生活，始设铺面，创立字号。第14世渠同海由“走西口”经商致富，独自开设了“长源厚”字号。第15世渠映满又增设了长源川、长顺川两个大茶庄，从两湘采办茶叶，再经销到各地。以16世渠长瀛时，又开始在长江流域贩运食盐，到这个时候，渠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到第17世“源”字辈时，渠氏商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抗战开始后，长裕川在日占区的分号相继撤销，逐由成都分号代理总号辖抗战区的分号，祁县总号成为日军驻地。解放后，渠仁甫捐出了祁县的房产（包括他的书舍和竞新学校的财产）。渠仁甫（1880 ——1963）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位爱国兴学的三晋名人。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渠源潮）、旺财主（渠源浈）、金财主（渠源淦）。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任山西省军政府都督时，财政困难，曾托人向渠源浈代理钱，渠源浈借给军费30万两。从这些中亦可印证其富有程度。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中国民居建筑，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
常家庄园—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是流传在山西的一句俗语，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可谓三晋民居建筑之首，修复开放的部分12万平方米，仅为原有面积的1/4，即令是如此，仍比乔家大院大12倍。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常家环庄园而建的堡墙长达4公里，共开8个堡门，而平遥古城，城墙周长也不过6公里，开设4座城门，常家大院与其说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市。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其布局呈车辐状，故名。常家庄园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到常家庄园去观光，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宅院”。数字相加，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
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辟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十、九、八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八间时，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
王家大院—中国民间故宫
给王家这么一个美誉，可不算王家占了故宫的便宜，因为王家的面积远比故宫要大。据王家史料和现存的实物考证，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十六年，静升王氏家族的住宅，随其族业的不断兴盛，在村中，由西向东，由低到高，不断延伸，渐修渐众，营造了总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之巨的建筑群体，远比占地15万平方米的北京皇家故宫庞大。所以尽管到王家大院游览过的人，都认为王家大院很大、很气派。但实际上现在向游人开放的红门堡、高家崖堡及王氏宗祠三组建筑群，尚不足王家大院总占地面积的1/4。
王氏家族历史地位之高，家族之望是令人咂舌的。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乾、嘉年间，其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莹和开设店铺、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断。在此期间，王家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别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
石静升王氏家族，源出太原，世居本县汾河峡谷间沟营村（今富家滩镇沟峪滩村）。元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先祖王实迁至静升后，由农及商，人丁渐旺，继而读书入仕，遂“以商贾兴，以官宦显”，成为当地一大望族。王氏家族从十八世以后（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败，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客观因素外，在本身，则主要是子弟不争，日趋奢靡。王氏家族历680多年已传至27世，新中国成立后，王家人从业各界多有建树，成为当地一大望族。
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熳”的特征。大院的选址。一是居高临下，负阴抱阳，占据静升村北山坡黄土高地，背阴可以阻挡胡地北风，向阳能使阳光照射充足；二是凭借坡间由北而南的天然排水沟于左右，可保证宅居地“高无近旱而水用足”，无水灾之患，亦无缺水之虞；三是依山面水，居高可以望远。
环顾四周，群山连绵，气象万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居“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特点。整个建筑设制，集官、商、民、儒四位于一体，既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阴阳五行之说，又合乎了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道德礼制，同时汲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风格，将造院技巧与造园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王家大院建筑艺术的又一大特色。在保持北方传统民居共性的同时，又显现出了卓越的个性风采，不愧为中国民居建筑艺术之精品。
曹家三多堂——中国古代最大的跨国公司
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
看过《乔家大院》的都知道乔致庸是一位经商的奇才，但真要从家族的角度去比较，曹家的经商史任谁看也是一段传奇。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洸村，兼以耕作。到第14代“三”字辈中有个叫曹三喜的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
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所以乡民有“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的说法。后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惜于光绪甲午、庚子年以后由于战争、商业竞争、子孙的骄奢淫逸导致了失败，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曹家大院曹家在极盛之时，在北洸村相继建起了一批布局庞大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宅院，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习惯上称为多福、多寿、多男为内容的“三多堂”。这座宅院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座北朝南，分南北二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房，内套15个小院，现存房舍277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鳞次林比，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一座庞大气派的豪门宅院！
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形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这种追新逐奇的建造意识，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建筑堪称中国民宅奇葩，然而三多堂展出的珍宝则是花蕊朵朵了。它陈列有四大项目12个内容，数千件文物工艺，数千张照片，再配以绘画、书法、模型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效果，较好地反映了曹家全盛时期的概貌。
申家大院—院看尽潞商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而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家作为潞商的代表，不仅表现在产业的兴盛上，从宅院建筑规模、建筑风格上也不难看出申家当时实力的庞大、财力的雄厚，申家最具代表性的宅院要数中村的棋盘二十四院，至今保存尚算完整。虽从外观上看有破败之处，但仍掩饰不住申家昔日的辉煌和骄傲。二十四院由多个四合院、三合院、窑洞组成宅院群落，故称“棋盘二十四院”，其布局都保留了晋东南民居的特色，即古朴典雅，又不失豪华的建筑风格，成为研究明清两代民居建筑嬗变最有力的实物例证。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
渠家大院—渠半城里看晋商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年的主人在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群总面积23628平方米，现已开发出7500平方米，整座大院宏伟庄重，高峻威严，气象森然，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
渠家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民居瑰宝。利用这一建筑奇葩开辟的晋商文化博物馆，是全国首家展示晋商文化的博物馆。通过7大系列、25个展室，揭示了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奥秘。
渠氏原籍为上党长子县，明朝时先祖渠济经常往返于祁县上党之间倒贩土特产，利用两地价格差异从中赢利，天长日久，有了点积蓄，便在祁县城内定居下来。他的儿子仍以小贩小卖为谋生手段，随着买卖的日渐兴旺，渠家逐渐富裕起来。到第9世时，家道初步呈小康景象，结束了摊贩生活，始设铺面，创立字号。第14世渠同海由“走西口”经商致富，独自开设了“长源厚”字号。第15世渠映满又增设了长源川、长顺川两个大茶庄，从两湘采办茶叶，再经销到各地。以16世渠长瀛时，又开始在长江流域贩运食盐，到这个时候，渠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到第17世“源”字辈时，渠氏商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抗战开始后，长裕川在日占区的分号相继撤销，逐由成都分号代理总号辖抗战区的分号，祁县总号成为日军驻地。解放后，渠仁甫捐出了祁县的房产（包括他的书舍和竞新学校的财产）。渠仁甫（1880 ——1963）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位爱国兴学的三晋名人。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渠源潮）、旺财主（渠源浈）、金财主（渠源淦）。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任山西省军政府都督时，财政困难，曾托人向渠源浈代理钱，渠源浈借给军费30万两。从这些中亦可印证其富有程度。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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