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图示看翻译中的异化策略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项目名称：如何更好地发挥语言在提升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作用；项目编号：13XZ-BZX-197；项目类型：专业理论研究；项目负责人：黄羚
一、引言
翻译作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不仅在于简单的信息传递，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而此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成功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翻译的优与劣。然而，不同的文字语言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内涵，在翻译中往往很难做到完全对等。在以文化传播为主导的翻译中，异化是为多数学者所提倡的一种方法，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但因其往往只在客观层面进行文化表征的呈现，忽视了译入语读者的主观接受度，往往不能进行有效的文化传播。异化处理下的译文通常也只是具有文化之形而缺乏文化之意。因此，在基于跨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翻译中，异化手段的使用还值得商榷。本文以汉译英为例，以认知理论为指导，以此反观异化策略，为正确认识异化策略以及翻译中文化传递方法提出辩证的见解。
二、认知图示理论和文化认知
图示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家Barlett提出，他将图示定义为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是一种知识结构，是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这种储存不是事实、经验的简单罗列和堆砌，而是围绕不同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知识系统［1］。人们在接受新的信息时往往会在头脑中搜寻已知的经验，并与之相联系、比较。这就好比电脑的信息处理过程，任何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已存在的程序，大脑在处理新接受的信息时也会调动已有的图示。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阶段就好比解码，需要译者用输入的新信息去激活其认知语境中与之存在关联的图示，如果缺乏相关图示或不能恰当运用相关图示，那么理解就会受到阻碍。而在编码阶段，译者就需要充分洞悉存在于译文读者头脑中普遍的认知图示，在利用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增添、改变来构建新的图示，从而使译文读者在充分理解译文的同时了解、接受译文传递的文化。在跨文化翻译中，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译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大脑中存在的认知图示，而这种反映在文化这一特定层面的认知就叫做文化认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2]，一定的文化认知总是在特定的语言中得以体现，反之一定的文化也恰恰影响、塑造了一定的认知，折射特定文化之下的价值观念。
三、中美文化的差异
世界文化具有多元性，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认知结构都存在差异。以中国与美国为例，由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两国在认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民族语言方面来说，汉语是一种意合语，重意会，因此表意通常较笼统、凝练，多四字词语、习语，而英语是一种形合语，重概念，忌笼统，因此词义一般较具体。如中文的摩托车一词，在英文中就有很多种具体的区分，当说到摩托车来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脑海中激活的图示是不同的，美国人会联想到不同种类的摩托车如轻型的、重型的、带侧边车的、旅行用的等，而中国人往往只会想到摩托车通常的形态[2]。再比如，说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通常是不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臭皮匠和诸葛亮是什么。这就如同中国人不知道水门一词一样。从文化传统来看，因为一些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导致一些语言表达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如在颜色上的一些认知差异，红色在中国被认为是吉利之意，在庆祝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时，红色往往是家家户户、大街小巷的主打色，为了给予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长辈们通常也会给小孩红包。而在西方，红色通常指代的都是血腥和死亡，当男士给单身女士红包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粗鲁的做法，单身女士会认为男士想与她发生性关系。再比如蓝色，在中国，因其具有天空、大海之意象，因此往往象征着自由。与此相反，在美国蓝色容易让人联想到蓝色星期一，预示着一个人将会有坏心情。从宗教背景来看，中美也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信仰上帝，《圣经》是每个基督教徒终身的读物，因此一些特定的表达对于缺乏这方面认知的中国人来说是难懂的，同样，对于中国的观音、玉皇大帝等宗教事物，美国人也是不具有相应的认知的，即使翻译时形式上做到了完全对等，个中的文化也是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的。因为缺乏相应的认知，或者对同一事物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文化理解上的障碍就会由此产生，文化的传播也不能有效地进行。
四、汉英跨文化翻译中异化策略的有效性
在旨在文化传播的翻译实践中，异化策略是通常受到推崇的，其提倡以源文化为归宿，让译文尽量去适应源语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词习惯，往往却忽略了译文读者主观层面的理解接受度。
(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3]
译: ①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②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译文①采用了完全直译的方式，以异化的形式保留了源语的全部信息，而译文②则采用了归化的方式摈弃了原文的表达形式，传达出了原文的含义。显然，前者对于懂英语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形式一致的情况下也完全正确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而对于说英语国家的读者而言，他们可能觉得前半句和后半句完全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觉得不知所云。
(2)三个代表、五讲、四美、三热爱
如果采用异化策略将其译为Three Representatives, 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Three loves，译文读者肯定会觉得很茫然，甚至在不加解释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联想，毕竟这些词语都属于中国特色，在他们的认知语境中并不存在相关的图示，因此他们只能根据他们已有的认知储备对该信息进行解构、理解，这必然会导致对文化本身的曲解，从而阻碍中国文化有效、优质地传播。
(3)狗赶鸭子─呱呱叫 译：Chased by the dog,the duck quack-quack.[4]
(4)拿把锄头刨黄连─挖苦 译：To dig coptis with a hoe-dig.[5]
上文的（3）和（4）都是中国文化中的歇后语，其类似于汉语的文字游戏，前半截通常为隐喻像一个谜面，后半截通常是解释，具有幽默风趣的特点，十分耐人寻味。要明白歇后语表达的意思通常需要对用于隐喻的事物的特点有所了解，如在（4）中，就需要了解黄连以苦著称的特性，且了解锄头刨黄连有一个挖的动作，而挖苦一词又有讽刺等言外之意，这样才能充分体会该歇后语的巧妙所在。因此要在保留源语特点的情况下完全翻译出源语的意思是十分困难的，上述翻译可能在懂英语的中国人看来既传递出了意思又保留了原文的音韵美，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于外国读者而言，这些仍是不知所云的天书，因为在缺乏解释以及相关认知的情况下，完全的异化是不能让他们理解的。
五、结论
在文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运用异化手段，最根本的是要根据翻译的目的来确定翻译策略，这也是翻译目的论所倡导的。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时，翻译的目的就在于准确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让外国人都能明白了解，因此译文读者的认知接受度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读者的文化认知应作为翻译策略选择的指针，在力求保留文化原味的同时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接受度，综合利用归化、异化加解释等翻译方法。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资助项目；项目名称：如何更好地发挥语言在提升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作用；项目编号：13XZ-BZX-197；项目类型：专业理论研究；项目负责人：黄羚
一、引言
翻译作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不仅在于简单的信息传递，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而此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成功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翻译的优与劣。然而，不同的文字语言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内涵，在翻译中往往很难做到完全对等。在以文化传播为主导的翻译中，异化是为多数学者所提倡的一种方法，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但因其往往只在客观层面进行文化表征的呈现，忽视了译入语读者的主观接受度，往往不能进行有效的文化传播。异化处理下的译文通常也只是具有文化之形而缺乏文化之意。因此，在基于跨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翻译中，异化手段的使用还值得商榷。本文以汉译英为例，以认知理论为指导，以此反观异化策略，为正确认识异化策略以及翻译中文化传递方法提出辩证的见解。
二、认知图示理论和文化认知
图示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家Barlett提出，他将图示定义为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是一种知识结构，是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这种储存不是事实、经验的简单罗列和堆砌，而是围绕不同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知识系统［1］。人们在接受新的信息时往往会在头脑中搜寻已知的经验，并与之相联系、比较。这就好比电脑的信息处理过程，任何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已存在的程序，大脑在处理新接受的信息时也会调动已有的图示。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阶段就好比解码，需要译者用输入的新信息去激活其认知语境中与之存在关联的图示，如果缺乏相关图示或不能恰当运用相关图示，那么理解就会受到阻碍。而在编码阶段，译者就需要充分洞悉存在于译文读者头脑中普遍的认知图示，在利用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增添、改变来构建新的图示，从而使译文读者在充分理解译文的同时了解、接受译文传递的文化。在跨文化翻译中，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译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大脑中存在的认知图示，而这种反映在文化这一特定层面的认知就叫做文化认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2]，一定的文化认知总是在特定的语言中得以体现，反之一定的文化也恰恰影响、塑造了一定的认知，折射特定文化之下的价值观念。
三、中美文化的差异
世界文化具有多元性，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认知结构都存在差异。以中国与美国为例，由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两国在认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民族语言方面来说，汉语是一种意合语，重意会，因此表意通常较笼统、凝练，多四字词语、习语，而英语是一种形合语，重概念，忌笼统，因此词义一般较具体。如中文的摩托车一词，在英文中就有很多种具体的区分，当说到摩托车来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脑海中激活的图示是不同的，美国人会联想到不同种类的摩托车如轻型的、重型的、带侧边车的、旅行用的等，而中国人往往只会想到摩托车通常的形态[2]。再比如，说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通常是不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臭皮匠和诸葛亮是什么。这就如同中国人不知道水门一词一样。从文化传统来看，因为一些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导致一些语言表达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如在颜色上的一些认知差异，红色在中国被认为是吉利之意，在庆祝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时，红色往往是家家户户、大街小巷的主打色，为了给予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长辈们通常也会给小孩红包。而在西方，红色通常指代的都是血腥和死亡，当男士给单身女士红包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粗鲁的做法，单身女士会认为男士想与她发生性关系。再比如蓝色，在中国，因其具有天空、大海之意象，因此往往象征着自由。与此相反，在美国蓝色容易让人联想到蓝色星期一，预示着一个人将会有坏心情。从宗教背景来看，中美也是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信仰上帝，《圣经》是每个基督教徒终身的读物，因此一些特定的表达对于缺乏这方面认知的中国人来说是难懂的，同样，对于中国的观音、玉皇大帝等宗教事物，美国人也是不具有相应的认知的，即使翻译时形式上做到了完全对等，个中的文化也是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的。因为缺乏相应的认知，或者对同一事物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文化理解上的障碍就会由此产生，文化的传播也不能有效地进行。
四、汉英跨文化翻译中异化策略的有效性
在旨在文化传播的翻译实践中，异化策略是通常受到推崇的，其提倡以源文化为归宿，让译文尽量去适应源语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词习惯，往往却忽略了译文读者主观层面的理解接受度。
(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3]
译: ①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②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译文①采用了完全直译的方式，以异化的形式保留了源语的全部信息，而译文②则采用了归化的方式摈弃了原文的表达形式，传达出了原文的含义。显然，前者对于懂英语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形式一致的情况下也完全正确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意思，而对于说英语国家的读者而言，他们可能觉得前半句和后半句完全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觉得不知所云。
(2)三个代表、五讲、四美、三热爱
如果采用异化策略将其译为Three Representatives, 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Three loves，译文读者肯定会觉得很茫然，甚至在不加解释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联想，毕竟这些词语都属于中国特色，在他们的认知语境中并不存在相关的图示，因此他们只能根据他们已有的认知储备对该信息进行解构、理解，这必然会导致对文化本身的曲解，从而阻碍中国文化有效、优质地传播。
(3)狗赶鸭子─呱呱叫 译：Chased by the dog,the duck quack-quack.[4]
(4)拿把锄头刨黄连─挖苦 译：To dig coptis with a hoe-dig.[5]
上文的（3）和（4）都是中国文化中的歇后语，其类似于汉语的文字游戏，前半截通常为隐喻像一个谜面，后半截通常是解释，具有幽默风趣的特点，十分耐人寻味。要明白歇后语表达的意思通常需要对用于隐喻的事物的特点有所了解，如在（4）中，就需要了解黄连以苦著称的特性，且了解锄头刨黄连有一个挖的动作，而挖苦一词又有讽刺等言外之意，这样才能充分体会该歇后语的巧妙所在。因此要在保留源语特点的情况下完全翻译出源语的意思是十分困难的，上述翻译可能在懂英语的中国人看来既传递出了意思又保留了原文的音韵美，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于外国读者而言，这些仍是不知所云的天书，因为在缺乏解释以及相关认知的情况下，完全的异化是不能让他们理解的。
五、结论
在文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运用异化手段，最根本的是要根据翻译的目的来确定翻译策略，这也是翻译目的论所倡导的。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时，翻译的目的就在于准确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让外国人都能明白了解，因此译文读者的认知接受度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读者的文化认知应作为翻译策略选择的指针，在力求保留文化原味的同时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接受度，综合利用归化、异化加解释等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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