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历史上，广大的藏族普通妇女、女奴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她们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劳当成解脱现实苦难的唯一工具。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族妇女的教育问题，通过建立各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妇女扫盲、文化学习、技术培训等方式，广大藏族女性广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以骄人的业绩，成为现代化建设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解放前，文学写作对于藏族女性而言，无疑天方夜谭。经过短短的半个多世纪，藏族女性中就涌现了益西卓玛、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玛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们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改写了藏族女性的历史，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藏民族历史深处走来，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书写自己的历史。
“只有将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长链之中，某些传诸后代的东西才可能逐渐鲜明、清晰、固定，从而被称为文学传统。”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笔者曾翻阅了五套2005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较有影响并广泛使用的大学中文系各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设专门章节谈论女性文学，而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作家的教材几乎没有，甚至在当代一些女性批评家那里，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处在批评所不及的角落。处在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更是缺乏现成的、连贯的文学传统。于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多民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断的文学书写过程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
第一位发出藏族女性声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玛，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和短篇小说《美与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只是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而女性纤细的感受，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逐渐受到关注。历史的机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吉措姆等，她们在各种体裁领域遨游。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她们步入文坛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等，这一批受到规范汉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难免受其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过程，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经历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构筑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景线。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汉藏双语创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写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呈现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别、生命等的独特理解，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她们大多选择诗和散文这两种最适宜表现女性情感的文体步入文坛，表达她们个人的情感(包括爱情)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记，传达出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及生存状态。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写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无性别的神》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机敏而又仁爱的眼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视角，作品通过二小姐央吉卓玛和小女奴拉姆的经历和命运，把眼光投向生活于传统藏族文化氛围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现了她们既遭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压迫，又隐忍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精神束缚的历史处境。三所庄园，一个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数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叙述的藏民族的民俗与宗教教规，在作者央珍眼里都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世俗活动和宗教氛围交错置换，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猎其奇异，而是把它们升华为小说的一种艺术境界。央珍在谈及她创作的经验体会时写到:“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的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著名作家、评论家韩石山评价央珍:“在她的笔下，没有神鬼也没有怪异，一切都那么本色，那么和谐，不回避野蛮，不回避落后，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圣。她像是在写她的家事，有爱，有恨，这爱与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么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仅在于她能细腻从容的叙事，完成她的艺术创造，还应该归功于其女性叙事的细腻、纤柔与温馨。二小姐央吉卓玛孤独、落寞、无助、苦闷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的体验在其日常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作家的个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稍后，藏族女作家梅卓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这两部长篇在历史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通过扎伊部落和沃赛部落汹涌壮阔、撼人魂魄的一些场景，再现了藏族女性身受男权文化与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历史。《太阳部落》敏锐地对藏族民众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给予关注，揭示了藏民族灵魂深处的追求。呈现了大草原上的风雨雷电，藏族部落的悲欢沉浮，权力继承与宗教仪式，边塞风光和异域情调，部落联姻与男女恋情等等，并塑造了伊扎千户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卓嘎)以及汉人章子文，老千户的独生子嘉措以及德康家族的奴隶扎西洛哲等人物群像，还原了女性生存的历史处境，展示了女人在父权制文化压制下的隐忍与无奈。桑丹、卓玛、耶喜、雪玛、香萨、阿琼，对爱情有近乎宗教的向往，但是，她们的爱情却屡屡遭遇挫折，充满了悲情意味。她们无力改变甚至反抗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怨恨与愤怒之中打发日子，承受与逃逸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如阿多和女儿朵金在面对失败的婚姻与离自己远去的丈夫时，只能用鞭打自己的结婚用品白毡，来发泄心中对丈夫的恨。梅卓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这些女性性格当中勇敢、率性、单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其在父权制文化、宗教文化压抑下的盲目、愚钝与惰性的另一面，并由此显示男性中心文化对于女性肉体与精神的强暴与征服。在这里，作家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深沉忧虑与毫不留情的鞭打，同时也流露出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作者富有女性特点的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人物刻画，成就了一种雄浑厚重的史诗风格。同时也获得了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
在格央《西藏的女儿》中，女性是永远的主角。作者以深厚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立足藏族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在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中把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经验上，描写了那些淳朴的藏族女性的宗教情怀，发掘出藏族女性精神气质中缘于宗教的独特光芒，又形象地展示了女性命运被主宰、声音被压抑的苦痛。同时，也揭示了藏族女性在阶级、宗教的掩盖下所处的失语现实。无论是传说中的女神还是普通的人间女子，无论是城镇女子还是牧区女子，都倾注了作者的女性关怀意识。在她的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里，作者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女子的传奇经历，凸显了藏族女性在底层生活中追求尊严与生命的高贵以及生命中的无奈与困惑，给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西藏社会的历史与风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致抒写生与死、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在细腻而详尽的书写中，使得藏族女性淹没已久的经验史、文化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得到清晰的呈现。呼唤藏族女性人格独立和自我生命的苏醒，表现出女作家对藏民族历史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对藏族女性生命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时的困惑。体现了藏族女性的精神追求和浪漫精神，显示出作家的自觉的女性意识。
白玛娜珍的诗集《心灵的天际》和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彰显了一个藏族女子的灵性和慧根。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给藏族女性写作带来新的惊喜。尽管作者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着意追寻西方女性主义，从表面上看，白玛娜珍的小说文字没有激烈的女性宣言，但是由于其作品中执着的细节描写，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以及对于女性欲望的诗意展示，对于男性主体的欲望叙事模式的颠覆，诗化的语言等等特征，使其作品女性主义特色在所难免。在《拉萨红尘》中，作者以两个年轻藏族女性的不同经历组织故事，侧重于描写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代社会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细心地描摹都市各色人物的心态，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透视西藏社会生活的变迁，揭示了金钱、物欲甚至父权文化怎样操纵了拉萨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的人生，怎样把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小说昭示了女性自我了解和自我表达的语言企图和认真实践的努力。《拉萨红尘》形象地展示了消费社会和城市的商业化急速加剧了人的异化，尤其是女性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了出路，又导致了女性欲望的极端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女性忧患意识和自救精神成为贯穿小说的内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玛娜珍代表了处于现代性体验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藏族女性的声音，探索了现代西藏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性”的理性思考。而稍后的《复活的度母》不但延续了《拉萨红尘》浓厚的女性色彩，其中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个人话语性质，甚至空间的梦幻化，对传统的小说章法结构的颠覆，使《复活的度母》在主题、叙述风格、写作技巧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讲述藏族女性个体心灵史的作品。小说以琼芨白姆的母亲、琼芨白姆、女儿茜洛卓玛三代女性的生命和经历的链条来构架故事结构，建立了以女性为自然生命形态的叙述模式，女性不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主体性存在。小说的女性系谱，不仅有助于表现女性的真实存在状态，也可看作作家反抗父权制的策略设计，尤其是女儿茜洛卓玛的一系列举动，充满了非理性的意味，她的思想与举止有力地阐释了女性主义者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反映了时代变迁和藏族女性心灵的蜕变:琼芨白姆母亲在场的缺席、琼芨白姆的委屈隐忍、女儿茜洛卓玛的激情张扬，清晰地呈现了新一代藏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灵魂诉求。笔者无意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但是就其创作的现实情形而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向传统的男权叙事结构挑战，把散文的韵致和诗的意境贯通在故事叙写之中，在行云流水般的抒写中展示了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以及女性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和女性生存境况的深沉思考，彰显了藏族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自觉与民族身份认同，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反思与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对宗教、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写已经自觉挣脱主流话语强大的吸附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使民族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尽管没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与男性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有其自成一体的传统。”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在题材、主题、形象、文体、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日益彰显。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女性标准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女性面临不同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有和其他女人不同的经验。历史上，藏族女性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还有民族、阶级、宗教等方面因素。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文学，大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本民族女性的艰辛和困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同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经历的女性的个体经验。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一再申述的观点，在多元化的时代，反映个体存在的作品虽然显得很小，但它如果升华到一种人类精神状态的层面，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它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东西。把藏族女性鲜明的个性和多样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女性特有的声音构建母性系谱，显现民族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被民族传统道德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所遮蔽压抑的藏族女性生存历史，证明了藏族女作家叙述历史的欲望与可能性。正是在藏族女性作家特有的历史视域的观照下，一个个久经遗忘的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带着曾经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向读者展示了奇异沉重而凄美的藏民族历史风景。另一方面，由于藏族女作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文学相遇，她们的写作在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即藏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经典文学传统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碰撞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其间充满着不同习俗、不同信念，乃至不同文化的冲突，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男性中心话语，还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思索，她们的写作既蕴含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了藏文化的特质。她们的汉语书写，在完成了其女性身份认同的同时，侧重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和追寻，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关注和表达。展示了藏族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欣喜和承受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带来的精神蜕变和痛楚，反思并力图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反省日益广泛的“现代性”危机等等。形成了日益绚丽多姿的藏族女性写作的风景线，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藏族女性汉语写作美学意义上的自立，也彰显了藏族女性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
或许，本文所涉及的藏族女性作家并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特色甚至还有潜意识层面的女性经验，从其汉语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写作在叙事方式、写作心理、情感表现、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等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与女性主义观点的衔接和女性身份、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虽然其中大多数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态度往往是不自觉的、内敛和有节制的，但是其作品含蕴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容讳言，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写作仍然缺乏一种鲜明的颠覆性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自觉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气候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期望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女性作家能以手写心，以文达志。
“只有将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长链之中，某些传诸后代的东西才可能逐渐鲜明、清晰、固定，从而被称为文学传统。”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笔者曾翻阅了五套2005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较有影响并广泛使用的大学中文系各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设专门章节谈论女性文学，而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作家的教材几乎没有，甚至在当代一些女性批评家那里，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处在批评所不及的角落。处在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更是缺乏现成的、连贯的文学传统。于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多民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断的文学书写过程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
第一位发出藏族女性声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玛，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和短篇小说《美与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只是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而女性纤细的感受，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逐渐受到关注。历史的机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吉措姆等，她们在各种体裁领域遨游。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她们步入文坛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等，这一批受到规范汉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难免受其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过程，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经历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构筑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景线。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汉藏双语创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写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呈现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别、生命等的独特理解，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她们大多选择诗和散文这两种最适宜表现女性情感的文体步入文坛，表达她们个人的情感(包括爱情)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记，传达出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及生存状态。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写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无性别的神》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机敏而又仁爱的眼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视角，作品通过二小姐央吉卓玛和小女奴拉姆的经历和命运，把眼光投向生活于传统藏族文化氛围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现了她们既遭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压迫，又隐忍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精神束缚的历史处境。三所庄园，一个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数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叙述的藏民族的民俗与宗教教规，在作者央珍眼里都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世俗活动和宗教氛围交错置换，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猎其奇异，而是把它们升华为小说的一种艺术境界。央珍在谈及她创作的经验体会时写到:“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的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著名作家、评论家韩石山评价央珍:“在她的笔下，没有神鬼也没有怪异，一切都那么本色，那么和谐，不回避野蛮，不回避落后，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圣。她像是在写她的家事，有爱，有恨，这爱与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么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仅在于她能细腻从容的叙事，完成她的艺术创造，还应该归功于其女性叙事的细腻、纤柔与温馨。二小姐央吉卓玛孤独、落寞、无助、苦闷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的体验在其日常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作家的个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稍后，藏族女作家梅卓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这两部长篇在历史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通过扎伊部落和沃赛部落汹涌壮阔、撼人魂魄的一些场景，再现了藏族女性身受男权文化与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历史。《太阳部落》敏锐地对藏族民众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给予关注，揭示了藏民族灵魂深处的追求。呈现了大草原上的风雨雷电，藏族部落的悲欢沉浮，权力继承与宗教仪式，边塞风光和异域情调，部落联姻与男女恋情等等，并塑造了伊扎千户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卓嘎)以及汉人章子文，老千户的独生子嘉措以及德康家族的奴隶扎西洛哲等人物群像，还原了女性生存的历史处境，展示了女人在父权制文化压制下的隐忍与无奈。桑丹、卓玛、耶喜、雪玛、香萨、阿琼，对爱情有近乎宗教的向往，但是，她们的爱情却屡屡遭遇挫折，充满了悲情意味。她们无力改变甚至反抗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怨恨与愤怒之中打发日子，承受与逃逸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如阿多和女儿朵金在面对失败的婚姻与离自己远去的丈夫时，只能用鞭打自己的结婚用品白毡，来发泄心中对丈夫的恨。梅卓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这些女性性格当中勇敢、率性、单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其在父权制文化、宗教文化压抑下的盲目、愚钝与惰性的另一面，并由此显示男性中心文化对于女性肉体与精神的强暴与征服。在这里，作家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深沉忧虑与毫不留情的鞭打，同时也流露出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作者富有女性特点的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人物刻画，成就了一种雄浑厚重的史诗风格。同时也获得了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
在格央《西藏的女儿》中，女性是永远的主角。作者以深厚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立足藏族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在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中把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经验上，描写了那些淳朴的藏族女性的宗教情怀，发掘出藏族女性精神气质中缘于宗教的独特光芒，又形象地展示了女性命运被主宰、声音被压抑的苦痛。同时，也揭示了藏族女性在阶级、宗教的掩盖下所处的失语现实。无论是传说中的女神还是普通的人间女子，无论是城镇女子还是牧区女子，都倾注了作者的女性关怀意识。在她的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里，作者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女子的传奇经历，凸显了藏族女性在底层生活中追求尊严与生命的高贵以及生命中的无奈与困惑，给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西藏社会的历史与风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致抒写生与死、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在细腻而详尽的书写中，使得藏族女性淹没已久的经验史、文化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得到清晰的呈现。呼唤藏族女性人格独立和自我生命的苏醒，表现出女作家对藏民族历史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对藏族女性生命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时的困惑。体现了藏族女性的精神追求和浪漫精神，显示出作家的自觉的女性意识。
白玛娜珍的诗集《心灵的天际》和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彰显了一个藏族女子的灵性和慧根。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给藏族女性写作带来新的惊喜。尽管作者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着意追寻西方女性主义，从表面上看，白玛娜珍的小说文字没有激烈的女性宣言，但是由于其作品中执着的细节描写，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以及对于女性欲望的诗意展示，对于男性主体的欲望叙事模式的颠覆，诗化的语言等等特征，使其作品女性主义特色在所难免。在《拉萨红尘》中，作者以两个年轻藏族女性的不同经历组织故事，侧重于描写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代社会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细心地描摹都市各色人物的心态，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透视西藏社会生活的变迁，揭示了金钱、物欲甚至父权文化怎样操纵了拉萨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的人生，怎样把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小说昭示了女性自我了解和自我表达的语言企图和认真实践的努力。《拉萨红尘》形象地展示了消费社会和城市的商业化急速加剧了人的异化，尤其是女性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了出路，又导致了女性欲望的极端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女性忧患意识和自救精神成为贯穿小说的内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玛娜珍代表了处于现代性体验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藏族女性的声音，探索了现代西藏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性”的理性思考。而稍后的《复活的度母》不但延续了《拉萨红尘》浓厚的女性色彩，其中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个人话语性质，甚至空间的梦幻化，对传统的小说章法结构的颠覆，使《复活的度母》在主题、叙述风格、写作技巧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讲述藏族女性个体心灵史的作品。小说以琼芨白姆的母亲、琼芨白姆、女儿茜洛卓玛三代女性的生命和经历的链条来构架故事结构，建立了以女性为自然生命形态的叙述模式，女性不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主体性存在。小说的女性系谱，不仅有助于表现女性的真实存在状态，也可看作作家反抗父权制的策略设计，尤其是女儿茜洛卓玛的一系列举动，充满了非理性的意味，她的思想与举止有力地阐释了女性主义者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反映了时代变迁和藏族女性心灵的蜕变:琼芨白姆母亲在场的缺席、琼芨白姆的委屈隐忍、女儿茜洛卓玛的激情张扬，清晰地呈现了新一代藏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灵魂诉求。笔者无意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但是就其创作的现实情形而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向传统的男权叙事结构挑战，把散文的韵致和诗的意境贯通在故事叙写之中，在行云流水般的抒写中展示了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以及女性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和女性生存境况的深沉思考，彰显了藏族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自觉与民族身份认同，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反思与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对宗教、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写已经自觉挣脱主流话语强大的吸附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使民族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尽管没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与男性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有其自成一体的传统。”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在题材、主题、形象、文体、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日益彰显。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女性标准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女性面临不同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有和其他女人不同的经验。历史上，藏族女性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还有民族、阶级、宗教等方面因素。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文学，大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本民族女性的艰辛和困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同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经历的女性的个体经验。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一再申述的观点，在多元化的时代，反映个体存在的作品虽然显得很小，但它如果升华到一种人类精神状态的层面，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它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东西。把藏族女性鲜明的个性和多样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女性特有的声音构建母性系谱，显现民族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被民族传统道德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所遮蔽压抑的藏族女性生存历史，证明了藏族女作家叙述历史的欲望与可能性。正是在藏族女性作家特有的历史视域的观照下，一个个久经遗忘的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带着曾经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向读者展示了奇异沉重而凄美的藏民族历史风景。另一方面，由于藏族女作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文学相遇，她们的写作在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即藏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经典文学传统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碰撞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其间充满着不同习俗、不同信念，乃至不同文化的冲突，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男性中心话语，还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思索，她们的写作既蕴含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了藏文化的特质。她们的汉语书写，在完成了其女性身份认同的同时，侧重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和追寻，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关注和表达。展示了藏族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欣喜和承受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带来的精神蜕变和痛楚，反思并力图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反省日益广泛的“现代性”危机等等。形成了日益绚丽多姿的藏族女性写作的风景线，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藏族女性汉语写作美学意义上的自立，也彰显了藏族女性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
或许，本文所涉及的藏族女性作家并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特色甚至还有潜意识层面的女性经验，从其汉语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写作在叙事方式、写作心理、情感表现、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等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与女性主义观点的衔接和女性身份、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虽然其中大多数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态度往往是不自觉的、内敛和有节制的，但是其作品含蕴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容讳言，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写作仍然缺乏一种鲜明的颠覆性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自觉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气候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期望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女性作家能以手写心，以文达志。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