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白莲教乱(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白莲教起义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匪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教乱被平定。历史背景
宗教由来
主词条：白莲教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
清朝政局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流民处境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直接起因
人地矛盾激化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的人们，多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川楚地区人民从事的生计，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清廷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经常以各种名义进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无可申诉。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便视为奇货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为差役过于繁重，大多数山民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而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诈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可藏身的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到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为主的川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镇戍体系。在当时，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绿营军队，由汉族兵丁组成， 其主要职能多为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具有开展军事行动的职能。此外，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 [8] 然而，即便兵丁数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川楚地区的地方治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匪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教乱被平定。历史背景
宗教由来
主词条：白莲教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
清朝政局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流民处境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直接起因
人地矛盾激化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的人们，多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川楚地区人民从事的生计，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清廷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经常以各种名义进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无可申诉。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便视为奇货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为差役过于繁重，大多数山民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而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诈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可藏身的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到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为主的川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镇戍体系。在当时，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绿营军队，由汉族兵丁组成， 其主要职能多为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具有开展军事行动的职能。此外，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 [8] 然而，即便兵丁数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川楚地区的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