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8岁女性患者，既往患有肺结节病、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高脂血症和骨质疏松症，7个月前常规实验室检查时首次发现肝酶升高，谷丙转氨酶（ALT）54 U/L[正常值上限（ULN），52 U/L），谷草转氨酶（AST）57 U/L（ULN，39 U/L），碱性磷酸酶（ALP）175U/L（ULN，117 U/L），总胆红素（TBIL）0.5 mg/dL（ULN，1.3 mg/dL）。发现肝酶异常时，患者正在服用泼尼松5 mg QD，甲氨蝶呤17.5 mg QW，阿托伐他汀40 mg QD，接诊医生立即嘱其停用甲氨蝶呤和阿托伐他汀，并加量泼尼松至10 mg QD。2个月后复查实验室指标显示：ALT 93 U/L，AST 213 U/L，ALP 1472 U/L，TBIL 6.0 mg/dL，腹部肝脏超声检查未显示明显异常。
主诊医师详细询问病史后，患者表示还有周身不适、消瘦、短气、目干、口干和失眠等症状，否认酒精摄入，否认可疑时间内服用过其他药物或保健品等，体格检查没有其他异常发现，肝炎病毒检测均为阴性，ANA、ASMA、AMA等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检测阴性。进一步对患者进行MRCP检查，影像学显示脾大，但无其他明显异常。
对患者进行肝脏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提示：非坏死性肉芽肿以及慢性淋巴细胞浸润。
主诊医师再次加量泼尼松至20 mg QD，但在治疗期间患者又因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入院，并接受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并行腹腔内肝脏活检，术后患者出现呼吸衰竭并转至ICU进一步治疗，给予强化激素和抗感染药物。此时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白细胞13.8×109/L，血红蛋白9.4 g/dL，血小板233×109/L，ALT 63 U/L，AST 97 U/L，ALP 1607 U/L，TBIL 5.8 mg/dL，白蛋白2.4 g/dL。
患者胆囊病理及肝活检病理回报显示：非坏死性肉芽肿伴有非典型大细胞散在浸润，形态学上与霍奇金-里德-斯泰伯格氏细胞一致。
免疫组化提示CD30阳性，PAX5弱阳性，CD15阴性，CD20阴性，CD79a阴性，ALK-1阴性。
基于上述病理结果，患者最终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自诉曾在外院接受过纵隔腔镜检查和淋巴结穿刺活检，当时结果提示为非干酪样肉芽肿，无其他明显异常，但当时的病理涂片已无法获取。
查阅文献，肝脏的原发性淋巴瘤极其罕见，但淋巴瘤晚期可以波及肝脏，霍奇金淋巴瘤出现在肝脏也极为少见。该病可首发表现为发热、肝肿大和黄疸。肝脏活检的诊断价值为5%~10%，取决于穿刺部位。病理表现上存在门静脉炎症和不典型的组织细胞聚集，并发现霍奇金-里德-斯泰伯格氏细胞。80%左右的病例免疫组化检测中存在CD15和CD30阳性。因此，当患者肝穿刺活检发现肉芽肿时，淋巴瘤应作为鉴别诊断的疾病之一。
主诊医师详细询问病史后，患者表示还有周身不适、消瘦、短气、目干、口干和失眠等症状，否认酒精摄入，否认可疑时间内服用过其他药物或保健品等，体格检查没有其他异常发现，肝炎病毒检测均为阴性，ANA、ASMA、AMA等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检测阴性。进一步对患者进行MRCP检查，影像学显示脾大，但无其他明显异常。
对患者进行肝脏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提示：非坏死性肉芽肿以及慢性淋巴细胞浸润。
主诊医师再次加量泼尼松至20 mg QD，但在治疗期间患者又因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入院，并接受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并行腹腔内肝脏活检，术后患者出现呼吸衰竭并转至ICU进一步治疗，给予强化激素和抗感染药物。此时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白细胞13.8×109/L，血红蛋白9.4 g/dL，血小板233×109/L，ALT 63 U/L，AST 97 U/L，ALP 1607 U/L，TBIL 5.8 mg/dL，白蛋白2.4 g/dL。
患者胆囊病理及肝活检病理回报显示：非坏死性肉芽肿伴有非典型大细胞散在浸润，形态学上与霍奇金-里德-斯泰伯格氏细胞一致。
免疫组化提示CD30阳性，PAX5弱阳性，CD15阴性，CD20阴性，CD79a阴性，ALK-1阴性。
基于上述病理结果，患者最终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自诉曾在外院接受过纵隔腔镜检查和淋巴结穿刺活检，当时结果提示为非干酪样肉芽肿，无其他明显异常，但当时的病理涂片已无法获取。
查阅文献，肝脏的原发性淋巴瘤极其罕见，但淋巴瘤晚期可以波及肝脏，霍奇金淋巴瘤出现在肝脏也极为少见。该病可首发表现为发热、肝肿大和黄疸。肝脏活检的诊断价值为5%~10%，取决于穿刺部位。病理表现上存在门静脉炎症和不典型的组织细胞聚集，并发现霍奇金-里德-斯泰伯格氏细胞。80%左右的病例免疫组化检测中存在CD15和CD30阳性。因此，当患者肝穿刺活检发现肉芽肿时，淋巴瘤应作为鉴别诊断的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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