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的一位外科医生Ronald Kaplan博士在临床工作了20多年后开始厌倦一无所获的生活。他在医疗事故律师事务所几度碰壁之后成为了一名帮助受伤害患者起诉医生的律师。当他的好哥们知道他成了律师之后就再也不愿和他交往，因为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对头。
其他从医生转行的律师则为自己新的工作感到自豪。“如果你闯红灯撞了人，那么你一定会补偿他/她，没有医生是十全十美的。”盐湖城一位从医生转作律师的Clark Newhall说道。
那么，从医生转行而来的律师对待他们曾经的同事是不是会更加严厉呢?或者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对这个行业的熟悉而变得更危险呢?
“医生可能不喜欢律师，但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一定不会再这么想”，新泽西格伦洛克一位从放射科医生转行的律师Armand Leone如是说。Medscape采访的这些律师表示，他们在浏览案例后拒绝了98%的诉讼。“我们必须要提前支付5万到7万5美金才能将案例提入正轨，没有意义的案件就没有必要去接”，Leone说。
Sharon Siegel，从心内医生转行成为加利福尼亚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她说，“没有医学背景的律师通常会跟进很多不应该跟进的案例，他们在医学案件中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我们则能更好得解决问题。”
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有多少医生转行为律师，但这个现象正变得普遍。
这些律师表示他们也不愿去起诉他们曾经的同事，但在现行的制度下，这是患者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同时具有医学和法律两种背景，因此他们变得更具威胁。
下面列举了他们的一些建议，能帮助医生避免被起诉以及在遇到纠纷时占据主动。
如果不良事件发生，什么是不能做的?
当医生对患者及家属避而不见时，通常就会导致不良结局的发生，律师们说。
“当患者及家属认为医生自大、傲慢、不愿花精力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通常会选择起诉医生。” Sharon Siegel说，“避免诉讼最好的办法就是表达关怀，态度诚恳。态度决定一切，即使犯了重大错误，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也往往不会被起诉。”
聪明的律师不会仅仅因为医生的傲慢去起诉他们，他们慢慢展开调查。“手术后，医生不再和我说话，他一定是要掩饰什么”很多患者这样跟Armand Leone说，他自己开办事务所做了律师。
当不良事件发生后，医生需要坐下来和患者好好谈，向他们解释原因。他说，“沉默和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好方法。”
与主治医生沟通
转化医学联合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大约有80%的严重医疗事故与交接班时医生的沟通不畅有关。
“医生需要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因为通常不是一个人搞砸了，而是因为沟通不到位，” Clark Newhall 说，“一位肺栓塞患者要做CT检查，但他还有肾功能不全的问题，因此不能使用造影剂。技师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做了造影剂CT，导致患者失去了一个肾。这中间经过了医嘱转抄，没有人清楚地告诉对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Sharon Siegel回忆了一个案例，患者在心脏手术后出血。“护士告诉了几个医生，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在照护。最终这个患者出血而死，因为护士不清楚到底应该通知谁，谁才是最主要的那个医生。”
很多医生都会开相互矛盾的医嘱，给诉讼留了不少机会。“一个医生不可能知道所有患者的过敏史，他只关注自己的那部分，那么有谁在照顾‘整体’的人吗?” Siegel说。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患者在术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肾脏或者肺脏的并发症。“普外科医生会试图保持患者水电解质平衡从而改善肾脏功能，而胸腔科医生可能不会意识到肾脏问题，只是一味得开利尿剂让多余液体尽快从肺部排出，加重损害肾功能，引起肾衰竭，” Siegel说，“当同时有6到8位医生在照看患者时，彼此之间很难进行日常的沟通，而这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排除最坏情况
医生都很忙，因此很容易陷入惯性思维。Armand Leone说，“一位35岁的患者来就诊，症状是左胸疼痛，医生认为他太年轻了不会得心脏病。因此，他没有让患者去检查心脏功能，认为他仅仅是肋骨疼痛。但是，他忽视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心绞痛病例。惯性思维让他觉得年轻的人不会得心脏病。”
他说，“医生经常会有一些偏见，如果前三个患者都是因为感冒来就诊，那么他就会认为第四个也是感冒，医生不能一概而论。医生应该问自己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然后花时间去回答，这样才能把自己从惯性思维的陷阱中救出来。”
跟踪检查
查看化验结果是治疗的基础，前后结果的差异可以提示病情的转化。
一个妇科医生让他50岁的患者去做乳腺X片，放射科寄了一份正常报告给患者，却给妇科医生寄了一份有问题的报告。放射科从未通知患者进一步检查，直到几个月后这位患者才知道自己患上了2期癌症。“放射科医生和妇科医生都有责任，”他说，“妇科医生应该继续随访，当你开检查处方时，你就应该提醒患者结果是什么，并且询问她是否复查。”
另一个例子是手术后的康复患者。“她有一点咳嗽，痰培养后用了抗生素”，Leone说，“两天后，她开始呼吸困难，被送往急救中心，但是情况没有好转，10天后发展为脓血症，发现原先使用的抗生素根本就没用。其实痰培养结果就证明了抗生素不起效，但是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惯性思维，依据以往经验做，到最后才发现诊断根本就不正确。”
很多时候，意外的发生与实验室结果不受重视息息相关。医生甚至还来不及查阅，结果就已经归档。医生们需要一个保障检查结果不丢失的系统。
不可轻信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经常以“减少差错”为卖点，但是我们采访的律师们并不这么认为。
Clark Newhall同时还担任了医生代理。“我最近在一家很‘危险’的医院，那里的医护之间都不说话。在医院管理者的设想中，医护完全通过电子系统交流。医生不能跟护士说‘马上把这个给病人’。医院警告护士在没有记录在案时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因此正常的交流都没有了，医护之间不会相互问问题，他们也害怕给彼此建议，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应该通过电脑完成。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灾难。”
另一位律师也表示了赞同。Armand Leone 说，“电子病历里塞进了太多信息，医生很难找到他们想要的，也就帮不到患者。”Sharon Siegel说，“人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检查还有什么没做，医院把一切变得太常规，他们告诉医生要把电子表格填满，如果资料丢失或者处方遗漏，医生必须自己负责任。”
如果原告代理是一个有医学背景的律师，他们了解医疗处理的错与对，这也就是这些转行的律师能帮助医生远离法庭的原因。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其他从医生转行的律师则为自己新的工作感到自豪。“如果你闯红灯撞了人，那么你一定会补偿他/她，没有医生是十全十美的。”盐湖城一位从医生转作律师的Clark Newhall说道。
那么，从医生转行而来的律师对待他们曾经的同事是不是会更加严厉呢?或者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对这个行业的熟悉而变得更危险呢?
“医生可能不喜欢律师，但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一定不会再这么想”，新泽西格伦洛克一位从放射科医生转行的律师Armand Leone如是说。Medscape采访的这些律师表示，他们在浏览案例后拒绝了98%的诉讼。“我们必须要提前支付5万到7万5美金才能将案例提入正轨，没有意义的案件就没有必要去接”，Leone说。
Sharon Siegel，从心内医生转行成为加利福尼亚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她说，“没有医学背景的律师通常会跟进很多不应该跟进的案例，他们在医学案件中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我们则能更好得解决问题。”
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有多少医生转行为律师，但这个现象正变得普遍。
这些律师表示他们也不愿去起诉他们曾经的同事，但在现行的制度下，这是患者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同时具有医学和法律两种背景，因此他们变得更具威胁。
下面列举了他们的一些建议，能帮助医生避免被起诉以及在遇到纠纷时占据主动。
如果不良事件发生，什么是不能做的?
当医生对患者及家属避而不见时，通常就会导致不良结局的发生，律师们说。
“当患者及家属认为医生自大、傲慢、不愿花精力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通常会选择起诉医生。” Sharon Siegel说，“避免诉讼最好的办法就是表达关怀，态度诚恳。态度决定一切，即使犯了重大错误，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也往往不会被起诉。”
聪明的律师不会仅仅因为医生的傲慢去起诉他们，他们慢慢展开调查。“手术后，医生不再和我说话，他一定是要掩饰什么”很多患者这样跟Armand Leone说，他自己开办事务所做了律师。
当不良事件发生后，医生需要坐下来和患者好好谈，向他们解释原因。他说，“沉默和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好方法。”
与主治医生沟通
转化医学联合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大约有80%的严重医疗事故与交接班时医生的沟通不畅有关。
“医生需要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因为通常不是一个人搞砸了，而是因为沟通不到位，” Clark Newhall 说，“一位肺栓塞患者要做CT检查，但他还有肾功能不全的问题，因此不能使用造影剂。技师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做了造影剂CT，导致患者失去了一个肾。这中间经过了医嘱转抄，没有人清楚地告诉对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Sharon Siegel回忆了一个案例，患者在心脏手术后出血。“护士告诉了几个医生，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在照护。最终这个患者出血而死，因为护士不清楚到底应该通知谁，谁才是最主要的那个医生。”
很多医生都会开相互矛盾的医嘱，给诉讼留了不少机会。“一个医生不可能知道所有患者的过敏史，他只关注自己的那部分，那么有谁在照顾‘整体’的人吗?” Siegel说。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患者在术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肾脏或者肺脏的并发症。“普外科医生会试图保持患者水电解质平衡从而改善肾脏功能，而胸腔科医生可能不会意识到肾脏问题，只是一味得开利尿剂让多余液体尽快从肺部排出，加重损害肾功能，引起肾衰竭，” Siegel说，“当同时有6到8位医生在照看患者时，彼此之间很难进行日常的沟通，而这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排除最坏情况
医生都很忙，因此很容易陷入惯性思维。Armand Leone说，“一位35岁的患者来就诊，症状是左胸疼痛，医生认为他太年轻了不会得心脏病。因此，他没有让患者去检查心脏功能，认为他仅仅是肋骨疼痛。但是，他忽视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心绞痛病例。惯性思维让他觉得年轻的人不会得心脏病。”
他说，“医生经常会有一些偏见，如果前三个患者都是因为感冒来就诊，那么他就会认为第四个也是感冒，医生不能一概而论。医生应该问自己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然后花时间去回答，这样才能把自己从惯性思维的陷阱中救出来。”
跟踪检查
查看化验结果是治疗的基础，前后结果的差异可以提示病情的转化。
一个妇科医生让他50岁的患者去做乳腺X片，放射科寄了一份正常报告给患者，却给妇科医生寄了一份有问题的报告。放射科从未通知患者进一步检查，直到几个月后这位患者才知道自己患上了2期癌症。“放射科医生和妇科医生都有责任，”他说，“妇科医生应该继续随访，当你开检查处方时，你就应该提醒患者结果是什么，并且询问她是否复查。”
另一个例子是手术后的康复患者。“她有一点咳嗽，痰培养后用了抗生素”，Leone说，“两天后，她开始呼吸困难，被送往急救中心，但是情况没有好转，10天后发展为脓血症，发现原先使用的抗生素根本就没用。其实痰培养结果就证明了抗生素不起效，但是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惯性思维，依据以往经验做，到最后才发现诊断根本就不正确。”
很多时候，意外的发生与实验室结果不受重视息息相关。医生甚至还来不及查阅，结果就已经归档。医生们需要一个保障检查结果不丢失的系统。
不可轻信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经常以“减少差错”为卖点，但是我们采访的律师们并不这么认为。
Clark Newhall同时还担任了医生代理。“我最近在一家很‘危险’的医院，那里的医护之间都不说话。在医院管理者的设想中，医护完全通过电子系统交流。医生不能跟护士说‘马上把这个给病人’。医院警告护士在没有记录在案时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因此正常的交流都没有了，医护之间不会相互问问题，他们也害怕给彼此建议，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应该通过电脑完成。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灾难。”
另一位律师也表示了赞同。Armand Leone 说，“电子病历里塞进了太多信息，医生很难找到他们想要的，也就帮不到患者。”Sharon Siegel说，“人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检查还有什么没做，医院把一切变得太常规，他们告诉医生要把电子表格填满，如果资料丢失或者处方遗漏，医生必须自己负责任。”
如果原告代理是一个有医学背景的律师，他们了解医疗处理的错与对，这也就是这些转行的律师能帮助医生远离法庭的原因。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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