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的意思：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出自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
郭橐驼，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橐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里奉养。观察橐驼种的树，有的是移植来的，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结果实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
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
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
更严重的，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
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使我们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种树郭橐驼传》全文翻译
郭橐驼，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橐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里奉养。观察橐驼种的树，有的是移植来的，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结果实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
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
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
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
更严重的，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
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使我们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种树郭橐驼传》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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