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法律思想概述
历史上，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汉代以后被统治者奉为正统，至隋唐时期中国法律儒家化趋于成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对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1.1礼治。礼，是关于人们应该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特别是应该怎样对待与自己不同关系的他人的种种原则，即长幼、尊卑、贵贱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主张礼为立人之本，因为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决定着国家的治乱，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1.2德治。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说教来感化教育人，注重治心。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其内在地知道耻辱而摒弃奸邪，但它并不是彻底地抛弃了刑罚，而是认为德是最彻底和最根本的办法，能收到绝非仅靠惩罚所能达到的效果。
1.3人治。儒家认为，人治为安国之本。主张“为政在人”，即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因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人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只有贤人才能制定出良法。法的执行也是需要靠贤人来贯彻和实现的，离开了人法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2、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社会的借鉴意义
2.1德治与法治互补。
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先德后刑”，注重德礼教化，“德”与“礼”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概念接近。“法苛难行”，这是古人的一般共识。“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贼者而不能使人廉”，这实际上就是“刑”所固有局限性，老百姓虽然受到了惩罚，短期内出于对刑罚的畏惧而不敢再犯，但是毫无以犯罪为耻之心，没有从内心中真正地摒弃恶念，这样的治理是难以长久的。单纯的刑罚，只能为一时之计而难以长久，要想建立理想的秩序，仅靠强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良好效果的还是“德教”。德治与法治，作为现代社会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它们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只有二者完美地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只能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因此不会过问该行为是出于自觉、对刑罚的畏惧、还是盲目地服从。而道德则不同，它更加侧重人的内在信念，故从德与法二者发挥的作用来看，道德起到了在事前治本的作用，法律则是事后治标的作用。儒家的“引礼入法、礼法互补”的主张，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广大公民的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时代应有新时代的“礼法”，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只是借鉴哪种形式而已，剔除其封建落后的非理性内容，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这样的“礼法”是有生命力的，它能成为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的有力倡导者。
2.2儒家法律思想的“和谐观”。
儒家讲求自然和谐的中庸之道，“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和谐决定着个人乃至国家的幸福。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注重互谅互让，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安分守己，避免纠纷和矛盾的产生。为了达到和谐，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的做人处事原则，“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在崇尚和谐的传统社会中，追求的是“无讼”的和谐、理想的大同社会，人与人揖让有序，社会之风淳朴自然，法律几乎可以束之高阁。
2.3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强调，“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政治思想肯定了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性地位，要求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倾听百姓声音，反对统治者为所欲为、横征暴敛，呼吁统治者善待他的子民，与民休息，以求长治久安。民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政治哲学和智慧。民本思想在今天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应当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使制定的法律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成为人民的法律，而不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总之，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2.4儒家的“人伦情怀”。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人伦。“教以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文明秩序都有其伦理，伦理是这一秩序的灵魂。任何民族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保障这种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为了这种伦理不受蔑视践踏而存在的。儒家以“仁爱”为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根本纽带，为了强化这种纽带，就要特别强调以“孝亲”“敬长”“尊老”为核心的仁爱伦理。
当前，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应格外重视这种仁爱教育，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很值得深思，众多道德沦丧的案例更是令人发指，“正直地生活，勿害他人，尊重弱者，各得其所”正是一种文明之本的教育，若不重视这种根本性的教育，仅仅忙碌于各种表面化的或形式上的建设或教育，恐怕是难以真正步入法治社会的。
历史上，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汉代以后被统治者奉为正统，至隋唐时期中国法律儒家化趋于成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对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1.1礼治。礼，是关于人们应该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特别是应该怎样对待与自己不同关系的他人的种种原则，即长幼、尊卑、贵贱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主张礼为立人之本，因为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决定着国家的治乱，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1.2德治。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说教来感化教育人，注重治心。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其内在地知道耻辱而摒弃奸邪，但它并不是彻底地抛弃了刑罚，而是认为德是最彻底和最根本的办法，能收到绝非仅靠惩罚所能达到的效果。
1.3人治。儒家认为，人治为安国之本。主张“为政在人”，即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因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人的作用大于法的作用，只有贤人才能制定出良法。法的执行也是需要靠贤人来贯彻和实现的，离开了人法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2、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社会的借鉴意义
2.1德治与法治互补。
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先德后刑”，注重德礼教化，“德”与“礼”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概念接近。“法苛难行”，这是古人的一般共识。“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贼者而不能使人廉”，这实际上就是“刑”所固有局限性，老百姓虽然受到了惩罚，短期内出于对刑罚的畏惧而不敢再犯，但是毫无以犯罪为耻之心，没有从内心中真正地摒弃恶念，这样的治理是难以长久的。单纯的刑罚，只能为一时之计而难以长久，要想建立理想的秩序，仅靠强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良好效果的还是“德教”。德治与法治，作为现代社会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它们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只有二者完美地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只能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因此不会过问该行为是出于自觉、对刑罚的畏惧、还是盲目地服从。而道德则不同，它更加侧重人的内在信念，故从德与法二者发挥的作用来看，道德起到了在事前治本的作用，法律则是事后治标的作用。儒家的“引礼入法、礼法互补”的主张，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广大公民的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时代应有新时代的“礼法”，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只是借鉴哪种形式而已，剔除其封建落后的非理性内容，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这样的“礼法”是有生命力的，它能成为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的有力倡导者。
2.2儒家法律思想的“和谐观”。
儒家讲求自然和谐的中庸之道，“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和谐决定着个人乃至国家的幸福。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注重互谅互让，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安分守己，避免纠纷和矛盾的产生。为了达到和谐，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的做人处事原则，“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在崇尚和谐的传统社会中，追求的是“无讼”的和谐、理想的大同社会，人与人揖让有序，社会之风淳朴自然，法律几乎可以束之高阁。
2.3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强调，“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政治思想肯定了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性地位，要求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倾听百姓声音，反对统治者为所欲为、横征暴敛，呼吁统治者善待他的子民，与民休息，以求长治久安。民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政治哲学和智慧。民本思想在今天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应当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使制定的法律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成为人民的法律，而不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总之，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2.4儒家的“人伦情怀”。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人伦。“教以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文明秩序都有其伦理，伦理是这一秩序的灵魂。任何民族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保障这种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为了这种伦理不受蔑视践踏而存在的。儒家以“仁爱”为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根本纽带，为了强化这种纽带，就要特别强调以“孝亲”“敬长”“尊老”为核心的仁爱伦理。
当前，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应格外重视这种仁爱教育，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很值得深思，众多道德沦丧的案例更是令人发指，“正直地生活，勿害他人，尊重弱者，各得其所”正是一种文明之本的教育，若不重视这种根本性的教育，仅仅忙碌于各种表面化的或形式上的建设或教育，恐怕是难以真正步入法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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