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 中国 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 问题 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 历史 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于蒙古地区，须经恰克图直接运回俄罗斯。章程规定，当俄商购买的中国土货启运时，需向天津海关领取执照，按税则完纳税款，将货物粘贴印封，以便经过各关查验。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已经填明该商纳税情况、货物驼只数目、或车载，或马驮，以免假冒。俄商从天津运土货回国，须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出境，回俄罗斯，不准由别处绕越[1]（《总署为俄商携货由津至恰克图行走路线及有关规定致俄使照会》，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国经过买卖城时，应将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呈验，无误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驻买卖城官员将回收的执照汇总，交总税务司。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相应的票根，同样上交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比对查验，以便了解俄商所贩土货是否全部运回了俄罗斯。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也为进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 影响 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于蒙古地区，须经恰克图直接运回俄罗斯。章程规定，当俄商购买的中国土货启运时，需向天津海关领取执照，按税则完纳税款，将货物粘贴印封，以便经过各关查验。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已经填明该商纳税情况、货物驼只数目、或车载，或马驮，以免假冒。俄商从天津运土货回国，须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出境，回俄罗斯，不准由别处绕越[1]（《总署为俄商携货由津至恰克图行走路线及有关规定致俄使照会》，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国经过买卖城时，应将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呈验，无误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驻买卖城官员将回收的执照汇总，交总税务司。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相应的票根，同样上交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比对查验，以便了解俄商所贩土货是否全部运回了俄罗斯。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也为进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 影响 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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