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传记文学的影像改编
文学与电影都具有叙事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共通性。尤其是在视觉文化占据大众传媒的主流，图像的、感性的载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的今天，电影对文学的改编越来越频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字的影像化不仅有利于文学作品的二次传播，也有利于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塑造对原著的理解。
传记文学承载着再现历史真实，传递人文精神的使命。[1]可以说，传记文学是历史的复原。而在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中，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的复原。[2]因此，只有复制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小说（与之相对的则是侧重于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小说）才具有影像改编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传记文学因为其真实性和物质性，与电影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紧密的亲缘关系。停留在文本之上的传主形象与经历，考验着受众对文字的敏感性以及想象力，然而经过影像化后的传记，却能以一种直观、清晰的方式给予观众视觉刺激和娱乐性。并且观看一部电影的时间，要远比阅读一部传记的时间短暂，这无疑更能适合当代社会浮躁的生活节奏，使得已经失去了静观文本兴趣与耐心的人，能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位对时代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代英美传记电影中有不少就来自对传记文学的改编，相对于文学来说，电影放弃了精英姿态成为优秀的消费商品，在迎合大众感官刺激与娱乐休闲要求的同时，又起到了与文学同样的传播历史与人文情怀的功能，值得给予一定的关注。
一、纪实精神的延续
传记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传记文学的生命是纪实，具有非虚构性，甚至为了贴近传主的历史，有时传记文学不得不放弃部分艺术上的冲突性与完整性。然而这并不代表走纪实路线的传记文学不具备改编成跌宕起伏的电影的可能。当传主本身的经历就已经具有足够的戏剧冲突和引人深思的时代印记时，其传记电影的创作主体采取一种庄严的态度，更能吸引接受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进行微观而细致的探求。
以莫滕·泰杜姆执导的，以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为主人公的《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2014）为例，电影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电影对于原著的忠实。这部电影脱胎于1983年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撰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霍奇斯为撰写图灵传记以及建立图灵网站可说是详加考证，呕心沥血。而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斯本人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这保证了电影良好地延续了原著中的纪实精神。
人工智能专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曾经评价图灵：一个古怪的不信上帝的同性恋，一个成就辉煌的英国数学家，两顶大帽子把图灵扣得好生纠结。然而，他却肩负着两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一边是计算机科学中最有诗意的概念和理论，一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世界和平而解谜。可以说，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留给人们热议最多的莫过于他对于计算机领域的开拓，他在二战中为盟军做出的、被丘吉尔高度评价的贡献，以及他的同性恋身份给他带来的悲惨命运。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图灵传记与电影本身就具备了高度的戏剧冲突。而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图灵的传记很容易沦为渲染同性恋以及破译密码的浪漫小说。而霍奇斯对图灵的维护避免了这种叙事倾向的出现，同为同性恋者和学者的霍奇斯希望读者能在接受传记之后感受到图灵复杂而高尚的灵魂，而非只记住有关图灵的花边谈资。因此在《艾伦·图灵传》中，霍奇斯介绍了图灵在罗斯公学与克里斯多夫·默卡之间微妙的情愫，但是叙事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图灵二战时期在布莱切利公园时的辛勤工作上。这实际上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由于涉密的缘故，图灵在二战期间的资料显得颇为零碎不全；另一方面，图灵所从事的破译密码工作也因为太过复杂而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在电影中，霍奇斯原著中严肃的纪实性被很好地进行了影像化。电影共分为三条线索，分别为二战后被发现是同性恋后被判严重猥亵罪的、被迫服用雌激素药物而衰颓的中年图灵，少年时与同学彼此关怀爱慕的图灵以及二战时的青年图灵。最后一条线索是电影的主线，这也是图灵的聪明才智被浓墨重彩表现的一段叙事，而图灵的同性恋生活则尽量被淡化了。在表现图灵在二战时的经历时，电影重点介绍了考文垂计划以及图灵机的发明。在1940年，图灵等人成功破译了德军将空袭英国的计划，但为了保证不让纳粹发现他们的密码Enigma已经被盟军破译，图灵等人选择了隐瞒这一事实，这一个故事体现的是图灵等密码工作者理智与情感的交锋；而图灵机则是根据布莱切利公园博物馆中原始机的复制品重新复制的，为了体现出效果，图灵机被放大了，观众能够在图灵操作机器进行运算时清晰地看到机器内部的机械装置，这强调的则是图灵开启计算机技术新时代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电影完全延续了传记中的叙事重点与感情基调，图灵在艰辛解码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经历的沮丧，在与他人相处、遭受世界怀疑时的笨拙和坚强等，都毫无刻意的煽情，却依然能带给观众心悸不止的感动。
二、增删手法的运用
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对于传记文学而言。由于传记必须兼顾传主的人生经历，往往容易导致冗长与平淡这两个电影必须避免的弱点。为了保障观众的观影兴趣，电影的剧本一般都要求有着严谨的结构，并且有着较为明晰的开头、发展、高潮以及结尾，而并非所有人的生命历程都能严格遵守电影剧本的叙事步骤。因此，在绝大多数由传记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中，都必须对传记本身进行较大幅度的增删剪裁。而对传记文本的取舍则考验着编剧对原著核心精神的阐释能力以及在影像化过程中的画面语言组织能力。
文学与电影都具有叙事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共通性。尤其是在视觉文化占据大众传媒的主流，图像的、感性的载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的今天，电影对文学的改编越来越频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字的影像化不仅有利于文学作品的二次传播，也有利于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塑造对原著的理解。
传记文学承载着再现历史真实，传递人文精神的使命。[1]可以说，传记文学是历史的复原。而在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中，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的复原。[2]因此，只有复制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小说（与之相对的则是侧重于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小说）才具有影像改编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传记文学因为其真实性和物质性，与电影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紧密的亲缘关系。停留在文本之上的传主形象与经历，考验着受众对文字的敏感性以及想象力，然而经过影像化后的传记，却能以一种直观、清晰的方式给予观众视觉刺激和娱乐性。并且观看一部电影的时间，要远比阅读一部传记的时间短暂，这无疑更能适合当代社会浮躁的生活节奏，使得已经失去了静观文本兴趣与耐心的人，能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位对时代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代英美传记电影中有不少就来自对传记文学的改编，相对于文学来说，电影放弃了精英姿态成为优秀的消费商品，在迎合大众感官刺激与娱乐休闲要求的同时，又起到了与文学同样的传播历史与人文情怀的功能，值得给予一定的关注。
一、纪实精神的延续
传记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传记文学的生命是纪实，具有非虚构性，甚至为了贴近传主的历史，有时传记文学不得不放弃部分艺术上的冲突性与完整性。然而这并不代表走纪实路线的传记文学不具备改编成跌宕起伏的电影的可能。当传主本身的经历就已经具有足够的戏剧冲突和引人深思的时代印记时，其传记电影的创作主体采取一种庄严的态度，更能吸引接受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进行微观而细致的探求。
以莫滕·泰杜姆执导的，以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为主人公的《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2014）为例，电影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电影对于原著的忠实。这部电影脱胎于1983年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撰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霍奇斯为撰写图灵传记以及建立图灵网站可说是详加考证，呕心沥血。而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斯本人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这保证了电影良好地延续了原著中的纪实精神。
人工智能专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曾经评价图灵：一个古怪的不信上帝的同性恋，一个成就辉煌的英国数学家，两顶大帽子把图灵扣得好生纠结。然而，他却肩负着两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一边是计算机科学中最有诗意的概念和理论，一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世界和平而解谜。可以说，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留给人们热议最多的莫过于他对于计算机领域的开拓，他在二战中为盟军做出的、被丘吉尔高度评价的贡献，以及他的同性恋身份给他带来的悲惨命运。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图灵传记与电影本身就具备了高度的戏剧冲突。而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图灵的传记很容易沦为渲染同性恋以及破译密码的浪漫小说。而霍奇斯对图灵的维护避免了这种叙事倾向的出现，同为同性恋者和学者的霍奇斯希望读者能在接受传记之后感受到图灵复杂而高尚的灵魂，而非只记住有关图灵的花边谈资。因此在《艾伦·图灵传》中，霍奇斯介绍了图灵在罗斯公学与克里斯多夫·默卡之间微妙的情愫，但是叙事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图灵二战时期在布莱切利公园时的辛勤工作上。这实际上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由于涉密的缘故，图灵在二战期间的资料显得颇为零碎不全；另一方面，图灵所从事的破译密码工作也因为太过复杂而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在电影中，霍奇斯原著中严肃的纪实性被很好地进行了影像化。电影共分为三条线索，分别为二战后被发现是同性恋后被判严重猥亵罪的、被迫服用雌激素药物而衰颓的中年图灵，少年时与同学彼此关怀爱慕的图灵以及二战时的青年图灵。最后一条线索是电影的主线，这也是图灵的聪明才智被浓墨重彩表现的一段叙事，而图灵的同性恋生活则尽量被淡化了。在表现图灵在二战时的经历时，电影重点介绍了考文垂计划以及图灵机的发明。在1940年，图灵等人成功破译了德军将空袭英国的计划，但为了保证不让纳粹发现他们的密码Enigma已经被盟军破译，图灵等人选择了隐瞒这一事实，这一个故事体现的是图灵等密码工作者理智与情感的交锋；而图灵机则是根据布莱切利公园博物馆中原始机的复制品重新复制的，为了体现出效果，图灵机被放大了，观众能够在图灵操作机器进行运算时清晰地看到机器内部的机械装置，这强调的则是图灵开启计算机技术新时代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电影完全延续了传记中的叙事重点与感情基调，图灵在艰辛解码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经历的沮丧，在与他人相处、遭受世界怀疑时的笨拙和坚强等，都毫无刻意的煽情，却依然能带给观众心悸不止的感动。
二、增删手法的运用
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对于传记文学而言。由于传记必须兼顾传主的人生经历，往往容易导致冗长与平淡这两个电影必须避免的弱点。为了保障观众的观影兴趣，电影的剧本一般都要求有着严谨的结构，并且有着较为明晰的开头、发展、高潮以及结尾，而并非所有人的生命历程都能严格遵守电影剧本的叙事步骤。因此，在绝大多数由传记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中，都必须对传记本身进行较大幅度的增删剪裁。而对传记文本的取舍则考验着编剧对原著核心精神的阐释能力以及在影像化过程中的画面语言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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