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2006~2009年1875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相关比率为衡量指标，对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不存在收敛性，但呈现出β绝对收敛的特征，即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潜在发展速度更快，而农村金融发展相对领先地区潜在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分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呈现以上特征的原因在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大环境和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倾斜。目前应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建立互补有序、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有效缩短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效率。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收敛性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的文献将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定义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金融系统的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期的静态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收敛性理论对金融发展收敛性定义为：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金融发展标准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β收敛指金融发展增长率与初始水平负相关，也就是相对落后地区金融发展增长快于富裕地区;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等统计指标也可以用来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其变动进行测度及因素分解，从而观测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并找出影响金融收敛性的因素。
一、前言
早期对金融收敛性的研究如张杰(1995)通过对“新古典均衡假说”、“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以及“威廉姆森倒U型假说”的比较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状况及特征作了理论描述，认为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必将引起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进而影响金融成长的进程，并阐述了金融结构的区域趋同以及区域金融会呈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发展趋势等观点。此后，周立和胡鞍钢、田霖、郑长德等分别计算了1978年以来的东、中、西部地区或全国及各个省份的金融相关比率。这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各地区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大致相同，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和全国的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各地区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东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1]、[2]、[3]田霖分析发现，这种差距在1978~1984年呈扩大趋势，80年代中期到1993年呈下降趋势，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呈现上升趋势。[4]这个结果与张杰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必然呈现出类似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过程的预测不一致。周立和胡鞍钢、郑长德等也没有得到支持“U型”动态过程假说的实证结果。这些研究都表明不同区域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目前还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
上述文献缺乏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和检验。究竟中国区域金融之间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逐渐缩小?我国的区域金融是否存在收敛性?从2004年开始，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陆文喜等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收敛性，同时具备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5]赵伟、马瑞永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β绝对收敛;同时区域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6]在对省内的区域金融发展收敛性研究上，陈恩、黄桂良通过对1978~2008年广东省金融情况的研究，发现广东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区域金融绝对差距在逐步扩大;但是存在β条件收敛，内部各地市呈现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即区内金融发展逐渐收敛于区域的稳态。[7]国外学者也对金融发展的收敛性作了大量研究，如巴蒂罗瑞和戴宾斯(Bartiloro&DeBonis)对欧盟1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用居民金融资产/GDP指标得出的结果显示了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β收敛，这说明欧洲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比过去更加具有相似性。但是，这一过程却偶尔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会导致国家间暂时的差异。[8]布瑞诺和戴宾斯(Bruno&DeBonis)通过对1980~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个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对总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总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其他股权以及保险产品之间存在收敛性。[9]玛哥达等人(Magda，etc)通过对法、德、日、意、英、美这6个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以及金融账户所体现出的现有特征进行对比，发现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收敛性是有限的，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代表不同的均衡结果，对经济的非金融特征起补充作用。[10]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收敛性研究。通过对国家金融账户、居民金融资产以及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等相关指标的研究表明了金融体系的收敛性普遍存在，但收敛性进程却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文献基本是从国家或省级层面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鲜有文献从县(市)层面进行分析。而代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广大县(市)地区，其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使用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2009年1875个县(市)的数据，对我国县(市)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将更好地指导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
二、模型介绍与数据来源
1.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上，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它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金融相关比率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因为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系数也越高，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必然会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据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达到何种水平。在我国一般采用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计算。
2.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模型
学者们研究发现，经济意义上的收敛在金融领域同样适用。金融体系的收敛性可分为：σ收敛(σ-Convergence)、β收敛(β-Convergence)和“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对这三种收敛的介绍如下：σ收敛即一般意义上的收敛。σ通常是指研究对象的标准差，σ收敛简单的理解就是研究对象的标准差随时间变小。假设本文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σ收敛则指各经济体的金融相关比率对数值的标准差随着时间的变化下降。即σ收敛的检验方程为：其中i代表经济体，一共为n个，t表示期初，t+T表示期末;σt为时间t时各经济体金融相关比率对数值的标准差。
β收敛是指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始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有更高的增长率。β收敛又可以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β绝对收敛不考虑不同经济体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将收敛于相同的水平。β条件收敛放弃了各个经济体结构相同的假设，认为各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受到其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β条件收敛意味着各个经济体收敛于各自的稳态，而各个经济体的稳态是不一样的，即使从长期来看，如果经济体的制度和结构因“俱乐部收敛”指的是初期经济集团内部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接近，且在具有相似的制度和结构特征的情况下趋于收敛。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集团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现象。整体来看，目前检验金融收敛性比较通行的方法是将大的经济体划分为具有类似制度和结构特征的经济集团，然后在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分别用β绝对收敛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比如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如果三大地带内部收敛明显，而三大地带之间却不存在收敛现象，则本文认为存在“俱乐部收敛”。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2006~2009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本文中县(市)的界定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剔除统计偏差的异常值后，共计1875个县(市)，4年共有7500个样本。
三、实证分析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统计描述
经过对样本比较分析可以看出，2006年样本标准差最大，达到0.89347，其后下降到0.62613，但是，从2007年到2009年标准差上升，达到0.73364，因此，从总体上看，不存在农村金融发展的σ收敛趋势;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均值较高，平均达到1.611，同时变异系数最高，平均为0.574556，这表明西部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同时发展不均衡。中、东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1.35471和1.21518，但是相对西部来说，中、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均衡，变异系数分别为0.482155和0.454533。
2.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绝对收敛性分析
本文要研究的金融收敛性，是指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县，潜在金融发展速度越快。为此，本文利用2006~2009年各县的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度量该时期内金融水平的发展程度，各县金融发展水平的初始值为2006年的金融相关比率值。回归方程采用Sala-I-Martin的β绝对收敛方程。这里为第i个县的对数化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即为2006年第i个经过对数化处理的金融相关比率值。金融相关比率前面的系数为负，并且系数都是显著的。
因此，从整体上看，2006年到2009年间我国县域金融的发展是收敛的，同时收敛速度与初始值相关，这意味着县域金融的收敛属于β收敛，即原来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县，这四年内金融发展水平增速越快。由此认为我国县域经济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β绝对收敛的趋势。
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俱乐部收敛性分析
整体上我国县域金融的发展呈现β收敛的特征，那么地区之间是否有所差异呢?下面设置虚拟变量对东、中、西部县域进行分析。
设west=1表示西部地区的县，设east=1为东部地区的县。回归方程如下：γi，t+T=c+α1west+α2east+α3logFIRi，t+α4west*logFIRi，t+α5east*logFIRi，t+εi，t这里α4和α5分别度量西部和东部地区相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敛(发散)的相对快慢程度，该值为正，说明该地区相对中部地区更加发散;该值为负，说明该地区相对中部地区更加收敛，该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其收敛速度越快。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对应的系数都是显著的，west*logFIRi，t和east*logFIRi，t分别表示东部(east)和西部(west)与logFIRi，t的交叉项，考虑到虚拟变量的取值情况，只有中部地区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现出收敛性，西部地区呈发散状态，但是趋势不明显，东部地区呈发散状态。
这表明了我国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4.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上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总体不存在收敛性，但是呈现出β绝对收敛的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依次递减，区域间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现有文献基本上把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外生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大环境，二是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倾斜。本文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在当前县域宏观经济发展等因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县域产业多元化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降低，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县域经济迎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也将会导致房地产、基础设施需求潜力巨大。
仅仅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据测算，未来10年内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合计需投资45694亿元，综合起来每年的基础设施信贷需求就将超过2000亿元。以前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无疑将更多地受益于这一发展，从而导致金融相关比例上升，而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相对东、西部地区更为均衡，这也必然使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东、西部地区更为均衡，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内生性因素可能是国家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倾斜的财税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多方面的倾斜制度，这引发了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间平衡。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归结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此外，人均受教育程度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11]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普及，我国农村各个地区教育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呈现的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来自我国2006~2009年1875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相关比率为衡量指标，对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不存在收敛，但呈现出β绝对收敛的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依次递减，分区域的实证分析表明了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特征：中部地区收敛，东部地区呈发散状态，西部地区也呈发散状态，但趋势不明显。本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结论似乎与已有的文献对全国金融发展研究现状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本文分析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当前的县(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倾斜有关系。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必然导致其农村金融发展更快地趋于收敛。本文以上的结论和分析暗含了如下的政策建议：1.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一头连着农村，肩负着带动农业转型、农民转移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历史重任;一头连着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县(市)集中了我国3/4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加快县域内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必将增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县域经济发展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及新农村建设，在结合区位优势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本地特色资源开发和传统产业优势挖掘等方面下功夫，着力增强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型服务业、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工业配套产业、农村物流业等非农产业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实现县域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趋向协调。县域经济的壮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增强。
2.建立互补有序、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有效缩短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效率引导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是各个地区金融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和货币政策工具具体解决“资金外流”和“信贷歧视”问题。用财政和金融调控手段促使金融机构按照存款比例对辖区发放贷款，尤其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降低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网点覆盖率。一方面要鼓励和吸引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应发展各种所有制类型的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农村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型金融担保公司;创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组织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新的产权结构的调整、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层级的变化、分支机构的存量调整和增量改善。创新的结果是优化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和产权结构。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收敛性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的文献将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定义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金融系统的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期的静态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收敛性理论对金融发展收敛性定义为：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金融发展标准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β收敛指金融发展增长率与初始水平负相关，也就是相对落后地区金融发展增长快于富裕地区;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等统计指标也可以用来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其变动进行测度及因素分解，从而观测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并找出影响金融收敛性的因素。
一、前言
早期对金融收敛性的研究如张杰(1995)通过对“新古典均衡假说”、“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以及“威廉姆森倒U型假说”的比较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状况及特征作了理论描述，认为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必将引起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进而影响金融成长的进程，并阐述了金融结构的区域趋同以及区域金融会呈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发展趋势等观点。此后，周立和胡鞍钢、田霖、郑长德等分别计算了1978年以来的东、中、西部地区或全国及各个省份的金融相关比率。这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各地区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大致相同，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和全国的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各地区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东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1]、[2]、[3]田霖分析发现，这种差距在1978~1984年呈扩大趋势，80年代中期到1993年呈下降趋势，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呈现上升趋势。[4]这个结果与张杰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必然呈现出类似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型”过程的预测不一致。周立和胡鞍钢、郑长德等也没有得到支持“U型”动态过程假说的实证结果。这些研究都表明不同区域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目前还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
上述文献缺乏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和检验。究竟中国区域金融之间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逐渐缩小?我国的区域金融是否存在收敛性?从2004年开始，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陆文喜等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收敛性，同时具备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5]赵伟、马瑞永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β绝对收敛;同时区域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6]在对省内的区域金融发展收敛性研究上，陈恩、黄桂良通过对1978~2008年广东省金融情况的研究，发现广东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区域金融绝对差距在逐步扩大;但是存在β条件收敛，内部各地市呈现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即区内金融发展逐渐收敛于区域的稳态。[7]国外学者也对金融发展的收敛性作了大量研究，如巴蒂罗瑞和戴宾斯(Bartiloro&DeBonis)对欧盟1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用居民金融资产/GDP指标得出的结果显示了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β收敛，这说明欧洲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比过去更加具有相似性。但是，这一过程却偶尔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会导致国家间暂时的差异。[8]布瑞诺和戴宾斯(Bruno&DeBonis)通过对1980~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个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对总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总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其他股权以及保险产品之间存在收敛性。[9]玛哥达等人(Magda，etc)通过对法、德、日、意、英、美这6个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以及金融账户所体现出的现有特征进行对比，发现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收敛性是有限的，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代表不同的均衡结果，对经济的非金融特征起补充作用。[10]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的收敛性研究。通过对国家金融账户、居民金融资产以及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等相关指标的研究表明了金融体系的收敛性普遍存在，但收敛性进程却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文献基本是从国家或省级层面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鲜有文献从县(市)层面进行分析。而代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广大县(市)地区，其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使用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2009年1875个县(市)的数据，对我国县(市)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将更好地指导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
二、模型介绍与数据来源
1.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上，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它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金融相关比率反映的是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因为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相关系数也越高，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必然会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据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达到何种水平。在我国一般采用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计算。
2.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模型
学者们研究发现，经济意义上的收敛在金融领域同样适用。金融体系的收敛性可分为：σ收敛(σ-Convergence)、β收敛(β-Convergence)和“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对这三种收敛的介绍如下：σ收敛即一般意义上的收敛。σ通常是指研究对象的标准差，σ收敛简单的理解就是研究对象的标准差随时间变小。假设本文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σ收敛则指各经济体的金融相关比率对数值的标准差随着时间的变化下降。即σ收敛的检验方程为：其中i代表经济体，一共为n个，t表示期初，t+T表示期末;σt为时间t时各经济体金融相关比率对数值的标准差。
β收敛是指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始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有更高的增长率。β收敛又可以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β绝对收敛不考虑不同经济体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将收敛于相同的水平。β条件收敛放弃了各个经济体结构相同的假设，认为各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受到其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β条件收敛意味着各个经济体收敛于各自的稳态，而各个经济体的稳态是不一样的，即使从长期来看，如果经济体的制度和结构因“俱乐部收敛”指的是初期经济集团内部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接近，且在具有相似的制度和结构特征的情况下趋于收敛。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集团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现象。整体来看，目前检验金融收敛性比较通行的方法是将大的经济体划分为具有类似制度和结构特征的经济集团，然后在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分别用β绝对收敛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比如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如果三大地带内部收敛明显，而三大地带之间却不存在收敛现象，则本文认为存在“俱乐部收敛”。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2006~2009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本文中县(市)的界定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剔除统计偏差的异常值后，共计1875个县(市)，4年共有7500个样本。
三、实证分析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统计描述
经过对样本比较分析可以看出，2006年样本标准差最大，达到0.89347，其后下降到0.62613，但是，从2007年到2009年标准差上升，达到0.73364，因此，从总体上看，不存在农村金融发展的σ收敛趋势;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均值较高，平均达到1.611，同时变异系数最高，平均为0.574556，这表明西部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同时发展不均衡。中、东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1.35471和1.21518，但是相对西部来说，中、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均衡，变异系数分别为0.482155和0.454533。
2.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绝对收敛性分析
本文要研究的金融收敛性，是指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县，潜在金融发展速度越快。为此，本文利用2006~2009年各县的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度量该时期内金融水平的发展程度，各县金融发展水平的初始值为2006年的金融相关比率值。回归方程采用Sala-I-Martin的β绝对收敛方程。这里为第i个县的对数化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即为2006年第i个经过对数化处理的金融相关比率值。金融相关比率前面的系数为负，并且系数都是显著的。
因此，从整体上看，2006年到2009年间我国县域金融的发展是收敛的，同时收敛速度与初始值相关，这意味着县域金融的收敛属于β收敛，即原来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县，这四年内金融发展水平增速越快。由此认为我国县域经济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β绝对收敛的趋势。
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俱乐部收敛性分析
整体上我国县域金融的发展呈现β收敛的特征，那么地区之间是否有所差异呢?下面设置虚拟变量对东、中、西部县域进行分析。
设west=1表示西部地区的县，设east=1为东部地区的县。回归方程如下：γi，t+T=c+α1west+α2east+α3logFIRi，t+α4west*logFIRi，t+α5east*logFIRi，t+εi，t这里α4和α5分别度量西部和东部地区相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敛(发散)的相对快慢程度，该值为正，说明该地区相对中部地区更加发散;该值为负，说明该地区相对中部地区更加收敛，该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其收敛速度越快。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对应的系数都是显著的，west*logFIRi，t和east*logFIRi，t分别表示东部(east)和西部(west)与logFIRi，t的交叉项，考虑到虚拟变量的取值情况，只有中部地区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现出收敛性，西部地区呈发散状态，但是趋势不明显，东部地区呈发散状态。
这表明了我国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4.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上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总体不存在收敛性，但是呈现出β绝对收敛的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依次递减，区域间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现有文献基本上把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外生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大环境，二是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倾斜。本文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在当前县域宏观经济发展等因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县域产业多元化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降低，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县域经济迎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也将会导致房地产、基础设施需求潜力巨大。
仅仅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据测算，未来10年内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合计需投资45694亿元，综合起来每年的基础设施信贷需求就将超过2000亿元。以前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无疑将更多地受益于这一发展，从而导致金融相关比例上升，而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相对东、西部地区更为均衡，这也必然使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相对东、西部地区更为均衡，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内生性因素可能是国家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倾斜的财税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多方面的倾斜制度，这引发了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间平衡。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归结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此外，人均受教育程度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11]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普及，我国农村各个地区教育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呈现的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来自我国2006~2009年1875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相关比率为衡量指标，对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不存在收敛，但呈现出β绝对收敛的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依次递减，分区域的实证分析表明了区域间农村金融发展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特征：中部地区收敛，东部地区呈发散状态，西部地区也呈发散状态，但趋势不明显。本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结论似乎与已有的文献对全国金融发展研究现状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本文分析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当前的县(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倾斜有关系。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必然导致其农村金融发展更快地趋于收敛。本文以上的结论和分析暗含了如下的政策建议：1.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一头连着农村，肩负着带动农业转型、农民转移和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历史重任;一头连着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县(市)集中了我国3/4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加快县域内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必将增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县域经济发展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及新农村建设，在结合区位优势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本地特色资源开发和传统产业优势挖掘等方面下功夫，着力增强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型服务业、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工业配套产业、农村物流业等非农产业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实现县域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趋向协调。县域经济的壮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增强。
2.建立互补有序、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有效缩短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差异，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效率引导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是各个地区金融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和货币政策工具具体解决“资金外流”和“信贷歧视”问题。用财政和金融调控手段促使金融机构按照存款比例对辖区发放贷款，尤其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降低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网点覆盖率。一方面要鼓励和吸引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应发展各种所有制类型的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农村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型金融担保公司;创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组织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新的产权结构的调整、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层级的变化、分支机构的存量调整和增量改善。创新的结果是优化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和产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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