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宋宇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中国现代话剧从“五四”走向革命，从“革命”走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同时，在人物的塑造与渲染方面是一种谱系式的动态呈现，这种谱系是全面而又深入的，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关注，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深刻的反思。这种关注是源于一种生活的经历所给予田汉的潜意识，也形成了田汉话剧的丰满的艺术张力和社会现实呈现力。该文以田汉的生活为源头，挖掘潜隐在艺术人生之后的人生艺术，和这种艺术中所表现的“母爱情节”和“女性关注”。
艺术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我不同意的剧作家的作品都是一种自我生活的再现，但是我肯定生活的经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剧作家的创作理念和观察视角。纵观田汉的话剧作品，全面而有深刻的女性形象呈现是值得我们深刻的挖掘和研究的，透过女性的形象描写和成长历程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全面图景和演变历程，这种写法我命名为一种“透过女人看时代”。接下来笔者就对田汉的生活经历和他作品的创作理念的关系为出发点，挖掘其话剧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对于“女性关注”和“母爱情节”的完美呈现。
田汉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的一个贫农家庭，九岁丧父，靠母亲帮佣为生，母亲易克勤含辛茹苦的抚养田汉兄弟三人长大，这种“无父有母”的童年的经历使得田汉，对于“女性”和“母爱”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依赖。
在《获虎之夜》中的“祖母”“魏黄氏”，《丽人行》里的“刘母”，我们都会看到那在乱世中的“母爱”的闪光，“这破落的惨境中的一丝温存”是田汉悲剧艺术中人道主义的温馨一瞥，我认为更是田汉的一种感恩和寄托。相比之下《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和《关汉卿》中“朱帘秀”的“丧父离家”“丧父卖身”的“无父之苦”和《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丽人行》中的“王仲原”的“恶父之凶”则是田汉本人对于“丧父苦闷”的抒发以及对于“父权”“和男权”一种潜意识的控诉。“幼年丧父”的经历我们不禁会想起同时代的茅盾，同样有着一种缺失父爱的“男性缺陷”和对于伟大母爱的“女性依赖”，但是我特意要提出一点，茅盾的“女性依赖”是有一个相守一生的妻子朱安来呈递的，而田汉的中年丧妻无疑使其对于女性的依赖成为一种幻灭，妻子“易漱瑜”在1925年的病逝成为了田汉不可名状的痛楚，而体现于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即是一种反向的有意弥补。
我们会看到从1920年的《咖啡店之一夜（》“白秋英”和“李乾卿”），1921年《获虎之夜》（莲姑和黄大傻）中的失败爱情和爱情悲剧走向一种25年之后的作品类似，《回春之曲》（“梅娘”和“高维汉”）《、丽人行》（“梁若英”和“章玉良”）《关汉卿》（“朱帘秀”和“关汉卿”）中的圆满爱情归宿的渴望与向往。
纵观田汉的话剧创作，我们不难发现，田汉的女性视角，女性体验和女性关注。无论是作为故事情节的线索人物（《梅雨》中的“潘阿巧”，《获虎之夜》中的“莲菇”），起因人物（《关汉卿》中《窦娥冤》剧本的原型人物被“忽辛”杀害的“朱小兰”），还是主人翁（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每一个剧作都会让我们发现一个女性，关注一个女性，当然像《丽人行》这个以三个女性（进步的共产主义革命分子“李新群”，陷入迷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若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失业工人“刘金妹”）在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成长历程作为故事主线的作品更是田汉的对于女性视角的最为明显的关注和和最为成功的实践。
从最早《梵峨璘与蔷薇》中追求“真爱情”和“真艺术”的鼓书艺人“柳翠”（追她的琴师），《获虎之夜》中天真纯朴，敢爱敢恨的猎户之女“莲菇”（追流浪汉黄大傻）；《咖啡店之一夜》中为寻真爱离家出走独闯上海的白秋英，《梅雨》中承受压迫但追求进步，敢于反抗不当顺民，高唱“不就是晴天了吗？”的“阿巧”（潘顺华之女）；《回春之曲》中为爱痴狂，因爱革命，不畏困苦，忠贞不渝的华侨之女“梅娘”；到《名优之死》中曾是勤学苦练，小有名气后被小报记者王梅庵和流氓绅士杨大爷的吹捧和引诱下迷途忘本，丢了“玩意儿”，失了艺德的坤角青衣“刘凤仙”，《丽人行》中失望于革命，安于富贵，苟且偷生的“梁若英”和迫于生计，走向堕落甘当妓女的失业女工“刘金妹”；再到《关汉卿》中聪慧干练，不畏强权，敢于反抗，追求真理的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气节的古代女子“朱帘秀”，这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五四以来到解放战争胜利中国女性的全景描绘。而贯穿与这些中华民族的善良女性中，我们看到了战乱中女性的苦难和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女性的反抗和追求和“解放不得”之后的迷失与堕落，直至最后走向成熟，走向自由，走向解放，走向光明的美好前景。而作为田汉为我们所呈现的这种“五四”以来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成长历程的折射，独特的女性立足点使得这种呈现更加敏感，更加真切，更加富于戏剧性（能让观众意味深长地看下去）。
当然田汉有作为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和作为一个革命斗士的激情与豪迈，对于“女性的解放”与他所追求的革命胜利一样是乐观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戏剧结构安排中类似《名优之死》中的“刘凤仙”后来的迷途知返，但求恩师“刘振声”“醒转来”“我变什么都依你”，《丽人行》中“梁若英”在党的关怀和家人的召唤下和进步革命分子“章玉良”和好如初与腐朽落落后的资产阶级生活告别，“刘金妹”在李新群和工友的帮助下，告别堕落，从良踏上新生活等等类似情节的有意安排。最终我们看到了“朱帘秀”——这个田汉描述的最为进步，近乎完美的时代女性形象，她是一个模范，更是一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航标。
母爱的闪现、男权的批判、女性的视角贯穿了田汉的话剧创作，这是一种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是田汉对于女性的潜意识的关爱与专注的潜隐呈现。这种“透过女人看时代”独特写法为田汉的话剧作品的艺术魅力增添了一个奇异的光环。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中国现代话剧从“五四”走向革命，从“革命”走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同时，在人物的塑造与渲染方面是一种谱系式的动态呈现，这种谱系是全面而又深入的，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关注，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深刻的反思。这种关注是源于一种生活的经历所给予田汉的潜意识，也形成了田汉话剧的丰满的艺术张力和社会现实呈现力。该文以田汉的生活为源头，挖掘潜隐在艺术人生之后的人生艺术，和这种艺术中所表现的“母爱情节”和“女性关注”。
艺术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我不同意的剧作家的作品都是一种自我生活的再现，但是我肯定生活的经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剧作家的创作理念和观察视角。纵观田汉的话剧作品，全面而有深刻的女性形象呈现是值得我们深刻的挖掘和研究的，透过女性的形象描写和成长历程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全面图景和演变历程，这种写法我命名为一种“透过女人看时代”。接下来笔者就对田汉的生活经历和他作品的创作理念的关系为出发点，挖掘其话剧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对于“女性关注”和“母爱情节”的完美呈现。
田汉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的一个贫农家庭，九岁丧父，靠母亲帮佣为生，母亲易克勤含辛茹苦的抚养田汉兄弟三人长大，这种“无父有母”的童年的经历使得田汉，对于“女性”和“母爱”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依赖。
在《获虎之夜》中的“祖母”“魏黄氏”，《丽人行》里的“刘母”，我们都会看到那在乱世中的“母爱”的闪光，“这破落的惨境中的一丝温存”是田汉悲剧艺术中人道主义的温馨一瞥，我认为更是田汉的一种感恩和寄托。相比之下《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和《关汉卿》中“朱帘秀”的“丧父离家”“丧父卖身”的“无父之苦”和《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丽人行》中的“王仲原”的“恶父之凶”则是田汉本人对于“丧父苦闷”的抒发以及对于“父权”“和男权”一种潜意识的控诉。“幼年丧父”的经历我们不禁会想起同时代的茅盾，同样有着一种缺失父爱的“男性缺陷”和对于伟大母爱的“女性依赖”，但是我特意要提出一点，茅盾的“女性依赖”是有一个相守一生的妻子朱安来呈递的，而田汉的中年丧妻无疑使其对于女性的依赖成为一种幻灭，妻子“易漱瑜”在1925年的病逝成为了田汉不可名状的痛楚，而体现于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即是一种反向的有意弥补。
我们会看到从1920年的《咖啡店之一夜（》“白秋英”和“李乾卿”），1921年《获虎之夜》（莲姑和黄大傻）中的失败爱情和爱情悲剧走向一种25年之后的作品类似，《回春之曲》（“梅娘”和“高维汉”）《、丽人行》（“梁若英”和“章玉良”）《关汉卿》（“朱帘秀”和“关汉卿”）中的圆满爱情归宿的渴望与向往。
纵观田汉的话剧创作，我们不难发现，田汉的女性视角，女性体验和女性关注。无论是作为故事情节的线索人物（《梅雨》中的“潘阿巧”，《获虎之夜》中的“莲菇”），起因人物（《关汉卿》中《窦娥冤》剧本的原型人物被“忽辛”杀害的“朱小兰”），还是主人翁（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每一个剧作都会让我们发现一个女性，关注一个女性，当然像《丽人行》这个以三个女性（进步的共产主义革命分子“李新群”，陷入迷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若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失业工人“刘金妹”）在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的成长历程作为故事主线的作品更是田汉的对于女性视角的最为明显的关注和和最为成功的实践。
从最早《梵峨璘与蔷薇》中追求“真爱情”和“真艺术”的鼓书艺人“柳翠”（追她的琴师），《获虎之夜》中天真纯朴，敢爱敢恨的猎户之女“莲菇”（追流浪汉黄大傻）；《咖啡店之一夜》中为寻真爱离家出走独闯上海的白秋英，《梅雨》中承受压迫但追求进步，敢于反抗不当顺民，高唱“不就是晴天了吗？”的“阿巧”（潘顺华之女）；《回春之曲》中为爱痴狂，因爱革命，不畏困苦，忠贞不渝的华侨之女“梅娘”；到《名优之死》中曾是勤学苦练，小有名气后被小报记者王梅庵和流氓绅士杨大爷的吹捧和引诱下迷途忘本，丢了“玩意儿”，失了艺德的坤角青衣“刘凤仙”，《丽人行》中失望于革命，安于富贵，苟且偷生的“梁若英”和迫于生计，走向堕落甘当妓女的失业女工“刘金妹”；再到《关汉卿》中聪慧干练，不畏强权，敢于反抗，追求真理的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气节的古代女子“朱帘秀”，这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五四以来到解放战争胜利中国女性的全景描绘。而贯穿与这些中华民族的善良女性中，我们看到了战乱中女性的苦难和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女性的反抗和追求和“解放不得”之后的迷失与堕落，直至最后走向成熟，走向自由，走向解放，走向光明的美好前景。而作为田汉为我们所呈现的这种“五四”以来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成长历程的折射，独特的女性立足点使得这种呈现更加敏感，更加真切，更加富于戏剧性（能让观众意味深长地看下去）。
当然田汉有作为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和作为一个革命斗士的激情与豪迈，对于“女性的解放”与他所追求的革命胜利一样是乐观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戏剧结构安排中类似《名优之死》中的“刘凤仙”后来的迷途知返，但求恩师“刘振声”“醒转来”“我变什么都依你”，《丽人行》中“梁若英”在党的关怀和家人的召唤下和进步革命分子“章玉良”和好如初与腐朽落落后的资产阶级生活告别，“刘金妹”在李新群和工友的帮助下，告别堕落，从良踏上新生活等等类似情节的有意安排。最终我们看到了“朱帘秀”——这个田汉描述的最为进步，近乎完美的时代女性形象，她是一个模范，更是一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运动的航标。
母爱的闪现、男权的批判、女性的视角贯穿了田汉的话剧创作，这是一种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是田汉对于女性的潜意识的关爱与专注的潜隐呈现。这种“透过女人看时代”独特写法为田汉的话剧作品的艺术魅力增添了一个奇异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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