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学成就领先于世界，这与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关，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相关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中国通过史料记载历史的意识极其浓厚。春秋时期，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改而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开端。先秦两汉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形成及发展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先秦时期的史学及特点
中国古代的史学成就领先于世界，这与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关。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殷商时期的政府机构，凡是执掌时事、起草与保管文书的官吏，称为史官。西周时期，史官数量增加，《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立五史。分别是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他们负责掌管国家典章制度，记录时事，保存文书档案、图书资料等。史官所记载的时事和掌管的文书，是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长期积累、加工整理后，编纂成为史书。我国先秦时期的史籍便产生了。
(一)《春秋》：史学专着的开端
第一部史学专着是孔子整理、修订鲁国历史而成的《春秋》。这部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242年的历史。《春秋》的记事内容，以鲁国为主，并涉及其他100多个国家的事迹。《春秋》的记载内容，最多的是政治活动，如各国之间的征战;还记载各国之间的会盟、朝聘、祭祀及星变、地震等自然灾害。
孔子通过修史来阐述其治主张。他认为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展现人性。史学者应具备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与批判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科学的判断与评价。《春秋》以褒贬为手段，代行天子的赏罚，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谴责弑君弑父暴行的社会风气，从而维护奴隶制社会的安定。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记载：“《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依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可见，《春秋》备受关注，是由自身的史料价值所决定。《春秋》的缺点也很明显。东汉桓谭曾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这表明，《春秋》记事太简单，只记录结果和结论，而无事实经过。如果不读解释《春秋》的书传，很难通晓其经文的意义。因此，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书加以解释。
(二)“五德终始说”:先秦史学理论的代表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变更，创立“德终始说”.“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邹衍认为：“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李善注引).“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发展阶段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两者交争，“胜者用事”,历史属于斗争中的胜利者。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按照此说法，黄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代替周朝的必是水德。“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所采纳，秦朝被定为水德。“五德终始说”把王朝的更替和五行作比附，启示人们联系自然现象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这是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三)史学研究方法的体现
编年体与国别体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学编纂方法。
1.编年体
《春秋》对中国古代史学体例的长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籍。殷周时期的史料，已经使用年、月、日记事，但逻辑顺序有所颠倒，日月在前，年在后。春秋时期，确定了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事，时间顺序的排列才完全适当。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编年体历史着作有《左氏春秋》、《竹书纪年》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它以鲁君在位的年次为纲，按照年、月、日用事实说明《春秋》经文上所提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全书18万字，取材广泛，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而且保存了夏、商、周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善于用简洁的手法描写复杂纷繁的事物，尤其长于写战争。《左传》从战前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战争的政治意义及性质等独特角度描写战争，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影响非常深远。
2.国别体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记事上起周穆公犬戎之战下至鲁悼公智伯之诛，约五百多年的史事。全书21篇，分为8部分：首列《周语》，尊周观念的体现。次列《鲁语》、《齐语》，鲁齐二国是周王室股肱之国。再次《晋语》、《郑语》，周平王东迁时得力二国。最后《楚语》、《吴语》、《越语》，荆蛮之邦位于最后。《国语》按照国别叙述史实，为国别体史书的发展开创先例。后世的《战国策》、《三国志》等，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国语》在体例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以记言为主，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论战反映历史事件。如着名的齐鲁长勺之战，《国语》只有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对战争的具体经过未写一字。《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因此，《国语》就是各国史官有关记言史料方面的汇编。
二、秦汉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
(一)“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秦汉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秦朝建立后，认为是水德代替火德。
为顺应演变规则，秦始皇改正朔，将夏历十月定为正月，服旌旗崇尚黑色，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以示继承传统之意。伴随历史发展与王朝更替，西汉政府根据“五德终始说”,认定汉朝应为土德。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改制，“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庄王》).汉武帝改元太初，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五德终始说”成为西汉的正统历史理论。
(二)“三统说”
儒家《春秋公羊传》提及的“三统说”在秦汉时期也占据重要地位。《公羊传》认为，《春秋》提及黑、白、赤三统循环的社会循环思想。西汉时期，董仲舒发展了“三统说”.他认为周朝为赤统，秦朝虽更替周朝但极其短暂，不在三统之内，故汉朝应为黑统。新的统治者即位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以应天命，至于封建伦理纲常等社会基本制度是不能改变的。《春秋繁露·楚庄王》强调：“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三)两汉历史着作的代表：《史记》与《汉书》
两汉时期的历史学，既有丰富的史学成果、历史理论，也有新创的史学编纂方法，还出现古代史学界代表人物---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在吸取历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史学理论。
1.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鉴于秦汉时期“五年之间，号令三，自生民以来，未使有受命若斯之己也。”,为了巩固西汉封建政权，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共130篇，分五体：“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记述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年的历史。他所搜集史料，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少数民族及各色重要人物等各方面。
《史记》创立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它所包含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虽然各自都有所本，也并非都是司马迁原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时期已有的各种史体经过改造加工，集于一书，形成纪传体。这种综合体裁形成后，后世史学者加以效法。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曾记载：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史记》与先秦史籍不同，重视记载西汉的社会经济状况。司马迁深入剖析经济状况，从而反映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阐明：“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平准书》记述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重点记述了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等经济措施。在其影响下，后世正史沿袭此体例，皆设《食货志》。《货殖列传》
肯定工商业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河渠书》记载水利发展史，系统叙述自夏禹以来的水利工程。司马迁指出，农、工、商、虞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它们有其自身演变的规则。《史记》还记载礼乐文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表明个人素养与生活条件密不可分。
司马迁本着“择其言尤雅者”原则，倡导历史研究的求实精神，实录史事。《史记》所载材料，大多是司马迁亲自实地考察搜集而来。司马迁反对统治者剥夺人民的生存权利，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同时，司马迁能够勇敢揭露封建帝王的贪婪，如汉武帝迷信方术，任用酷吏等;在评价秦始皇时，既记述其残暴统治，又肯定其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司马迁实事求是地评价秦始皇，反映了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所记载的各时期将相大臣、各阶层代表人物，都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有节义性的的人物。《史记》非常重视各方面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为社会底层人物立传，如《游侠传》、《货值传》等。《货殖列传》记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肯定农、工、商、虞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史记》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也影响了后世的写作风格。第一，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司马迁自身具有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于天的唯心主义思想，在《史记》中有比较浓厚的反映。他高度赞扬刘邦，割裂刘邦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突出刘邦的才能而无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不仅是尽忠于西汉王朝，也是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而创设的无稽之谈。第二，《史记》中采录了一些缺乏史事的传说，如“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搏褒姒一笑”的错误说法;第三，时间顺序有错误。尽管司马迁处理史料的态度是审慎的，但还是有错误。如《苏秦列传》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末，颠倒苏秦、张仪的实际顺序;没有为春秋末年的墨家代表人墨翟立传等。
2.班固与《汉书》
《汉书》，上起汉高祖，下终汉平帝、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230年的史事，共100篇，80多万字。在史书体例方面，《汉书》基本沿袭《史记》，但也有所创新。如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归于“列传”“.全书由四体构成：有”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它开创了以纪传断代为史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评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都是历朝纪传体的断代史着作。在”志“部分，《汉书》丰富和发展了《史记》的”八书“,立下”十志“,开创性着作是《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及《艺文志》。如《地理志》，记述汉代的行政区域和郡国的历史沿革、户口物产、风俗民情及经济发展的状况，是研究西汉地理、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料。《艺文志》记述了当时的重要书籍，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目录学着作。《刑法志》系统地叙述殷周至西汉末年法律制度的沿革和汉代律令的内容。《五行志》记述了日食、月食、星体变化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是研究西汉自然科学史的史料。十”志“叙事的方式，成为后世《通典》、《通考》等典章制度通史的开端。
《汉书》的思想观点比较保守和落后，充满着封建神学思想。《汉书》为神化西汉政权、拥汉为正统，以董仲舒”五德始终说“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作为主导思想。从班固开始，修史时时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依据，竭力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史学已经完全步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段。
3.其他重要史料
东汉时期，政府编撰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记载上起光武帝、下迄灵帝的东汉历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汉献帝时期，荀悦编撰的《汉纪》进一步完善编年史体例。《汉纪》依编年史《左传》体例，删略《汉书》改编撰写而成。时人称赞”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后汉书·荀悦传》).因此，《汉纪》被视为我国断代编年史的最早代表作。在它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袁宏、沈约相继撰写《后汉纪》、《齐纪》等断代编年史史书。唐代史论家刘知几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以难矣“(《史通》二体).
先秦两汉时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史学成果及史学编纂方法。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历程，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中国通过史料记载历史的意识极其浓厚。春秋时期，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改而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开端。先秦两汉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形成及发展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先秦时期的史学及特点
中国古代的史学成就领先于世界，这与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健全密切相关。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殷商时期的政府机构，凡是执掌时事、起草与保管文书的官吏，称为史官。西周时期，史官数量增加，《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立五史。分别是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他们负责掌管国家典章制度，记录时事，保存文书档案、图书资料等。史官所记载的时事和掌管的文书，是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长期积累、加工整理后，编纂成为史书。我国先秦时期的史籍便产生了。
(一)《春秋》：史学专着的开端
第一部史学专着是孔子整理、修订鲁国历史而成的《春秋》。这部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242年的历史。《春秋》的记事内容，以鲁国为主，并涉及其他100多个国家的事迹。《春秋》的记载内容，最多的是政治活动，如各国之间的征战;还记载各国之间的会盟、朝聘、祭祀及星变、地震等自然灾害。
孔子通过修史来阐述其治主张。他认为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展现人性。史学者应具备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与批判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科学的判断与评价。《春秋》以褒贬为手段，代行天子的赏罚，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谴责弑君弑父暴行的社会风气，从而维护奴隶制社会的安定。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记载：“《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依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可见，《春秋》备受关注，是由自身的史料价值所决定。《春秋》的缺点也很明显。东汉桓谭曾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这表明，《春秋》记事太简单，只记录结果和结论，而无事实经过。如果不读解释《春秋》的书传，很难通晓其经文的意义。因此，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书加以解释。
(二)“五德终始说”:先秦史学理论的代表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变更，创立“德终始说”.“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邹衍认为：“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李善注引).“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发展阶段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两者交争，“胜者用事”,历史属于斗争中的胜利者。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按照此说法，黄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代替周朝的必是水德。“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所采纳，秦朝被定为水德。“五德终始说”把王朝的更替和五行作比附，启示人们联系自然现象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这是神秘的历史循环论。
(三)史学研究方法的体现
编年体与国别体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学编纂方法。
1.编年体
《春秋》对中国古代史学体例的长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籍。殷周时期的史料，已经使用年、月、日记事，但逻辑顺序有所颠倒，日月在前，年在后。春秋时期，确定了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事，时间顺序的排列才完全适当。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编年体历史着作有《左氏春秋》、《竹书纪年》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它以鲁君在位的年次为纲，按照年、月、日用事实说明《春秋》经文上所提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全书18万字，取材广泛，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而且保存了夏、商、周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善于用简洁的手法描写复杂纷繁的事物，尤其长于写战争。《左传》从战前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战争的政治意义及性质等独特角度描写战争，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影响非常深远。
2.国别体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记事上起周穆公犬戎之战下至鲁悼公智伯之诛，约五百多年的史事。全书21篇，分为8部分：首列《周语》，尊周观念的体现。次列《鲁语》、《齐语》，鲁齐二国是周王室股肱之国。再次《晋语》、《郑语》，周平王东迁时得力二国。最后《楚语》、《吴语》、《越语》，荆蛮之邦位于最后。《国语》按照国别叙述史实，为国别体史书的发展开创先例。后世的《战国策》、《三国志》等，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国语》在体例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以记言为主，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论战反映历史事件。如着名的齐鲁长勺之战，《国语》只有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对战争的具体经过未写一字。《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因此，《国语》就是各国史官有关记言史料方面的汇编。
二、秦汉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
(一)“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秦汉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秦朝建立后，认为是水德代替火德。
为顺应演变规则，秦始皇改正朔，将夏历十月定为正月，服旌旗崇尚黑色，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以示继承传统之意。伴随历史发展与王朝更替，西汉政府根据“五德终始说”,认定汉朝应为土德。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改制，“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春秋繁露·楚庄王》).汉武帝改元太初，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五德终始说”成为西汉的正统历史理论。
(二)“三统说”
儒家《春秋公羊传》提及的“三统说”在秦汉时期也占据重要地位。《公羊传》认为，《春秋》提及黑、白、赤三统循环的社会循环思想。西汉时期，董仲舒发展了“三统说”.他认为周朝为赤统，秦朝虽更替周朝但极其短暂，不在三统之内，故汉朝应为黑统。新的统治者即位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以应天命，至于封建伦理纲常等社会基本制度是不能改变的。《春秋繁露·楚庄王》强调：“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三)两汉历史着作的代表：《史记》与《汉书》
两汉时期的历史学，既有丰富的史学成果、历史理论，也有新创的史学编纂方法，还出现古代史学界代表人物---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在吸取历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史学理论。
1.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鉴于秦汉时期“五年之间，号令三，自生民以来，未使有受命若斯之己也。”,为了巩固西汉封建政权，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共130篇，分五体：“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记述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年的历史。他所搜集史料，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少数民族及各色重要人物等各方面。
《史记》创立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它所包含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虽然各自都有所本，也并非都是司马迁原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时期已有的各种史体经过改造加工，集于一书，形成纪传体。这种综合体裁形成后，后世史学者加以效法。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曾记载：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史记》与先秦史籍不同，重视记载西汉的社会经济状况。司马迁深入剖析经济状况，从而反映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阐明：“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平准书》记述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重点记述了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等经济措施。在其影响下，后世正史沿袭此体例，皆设《食货志》。《货殖列传》
肯定工商业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河渠书》记载水利发展史，系统叙述自夏禹以来的水利工程。司马迁指出，农、工、商、虞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它们有其自身演变的规则。《史记》还记载礼乐文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表明个人素养与生活条件密不可分。
司马迁本着“择其言尤雅者”原则，倡导历史研究的求实精神，实录史事。《史记》所载材料，大多是司马迁亲自实地考察搜集而来。司马迁反对统治者剥夺人民的生存权利，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同时，司马迁能够勇敢揭露封建帝王的贪婪，如汉武帝迷信方术，任用酷吏等;在评价秦始皇时，既记述其残暴统治，又肯定其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司马迁实事求是地评价秦始皇，反映了历史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所记载的各时期将相大臣、各阶层代表人物，都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有节义性的的人物。《史记》非常重视各方面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为社会底层人物立传，如《游侠传》、《货值传》等。《货殖列传》记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肯定农、工、商、虞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史记》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也影响了后世的写作风格。第一，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司马迁自身具有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于天的唯心主义思想，在《史记》中有比较浓厚的反映。他高度赞扬刘邦，割裂刘邦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突出刘邦的才能而无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不仅是尽忠于西汉王朝，也是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而创设的无稽之谈。第二，《史记》中采录了一些缺乏史事的传说，如“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搏褒姒一笑”的错误说法;第三，时间顺序有错误。尽管司马迁处理史料的态度是审慎的，但还是有错误。如《苏秦列传》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末，颠倒苏秦、张仪的实际顺序;没有为春秋末年的墨家代表人墨翟立传等。
2.班固与《汉书》
《汉书》，上起汉高祖，下终汉平帝、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230年的史事，共100篇，80多万字。在史书体例方面，《汉书》基本沿袭《史记》，但也有所创新。如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归于“列传”“.全书由四体构成：有”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它开创了以纪传断代为史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评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都是历朝纪传体的断代史着作。在”志“部分，《汉书》丰富和发展了《史记》的”八书“,立下”十志“,开创性着作是《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及《艺文志》。如《地理志》，记述汉代的行政区域和郡国的历史沿革、户口物产、风俗民情及经济发展的状况，是研究西汉地理、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料。《艺文志》记述了当时的重要书籍，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目录学着作。《刑法志》系统地叙述殷周至西汉末年法律制度的沿革和汉代律令的内容。《五行志》记述了日食、月食、星体变化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是研究西汉自然科学史的史料。十”志“叙事的方式，成为后世《通典》、《通考》等典章制度通史的开端。
《汉书》的思想观点比较保守和落后，充满着封建神学思想。《汉书》为神化西汉政权、拥汉为正统，以董仲舒”五德始终说“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作为主导思想。从班固开始，修史时时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依据，竭力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史学已经完全步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段。
3.其他重要史料
东汉时期，政府编撰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记载上起光武帝、下迄灵帝的东汉历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汉献帝时期，荀悦编撰的《汉纪》进一步完善编年史体例。《汉纪》依编年史《左传》体例，删略《汉书》改编撰写而成。时人称赞”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后汉书·荀悦传》).因此，《汉纪》被视为我国断代编年史的最早代表作。在它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袁宏、沈约相继撰写《后汉纪》、《齐纪》等断代编年史史书。唐代史论家刘知几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以难矣“(《史通》二体).
先秦两汉时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史学成果及史学编纂方法。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历程，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