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
关键词：易代小说：流变：兴废
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易代小说自元末明初至清中叶，大致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这种发展轨迹，与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际、清初中叶的历史时期相适应。
一、元末明初
在元末明初的乱世环境中诞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东汉末至西晋、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这三个著名的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且重点突出了汉末三国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递嬗。在易代兴废的主题中，《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着眼于统一王朝的崩溃，如《三国演义》始于东汉的“亡”、经历了近百年的大混战，形成了三国定鼎的格局，但纷争仍未停止，最终三家归晋，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弥补整部小说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剧氛围。《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虽然不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强烈。但毫无疑问，“拥刘贬曹”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还是就皇室血统而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无疑成为拯救大汉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汉也被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因此，从历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汉止，汉末三国的易代就已经演述完毕，但从小说的具体处理而言，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蜀汉的君臣还在为兴复汉室进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到刘禅的最后投降，大汉王朝才真正灭亡。因此，虽然三家归晋，天下从此结束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结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
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离析，梁、唐、晋、汉、周如同“传邮”般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在描述此段历史时，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视为大唐王朝的延续，真正的唐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后唐的灭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灭亡已是五十回。写完了后唐的灭亡(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唐王朝的灭亡)后，作者仅仅用了十回篇幅分别写了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赵匡胤建宋。因此，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兴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却在唐之覆亡，这个“唐”不单纯指大唐王朝，还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毕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仅草草了事。
《隋唐两朝志传》虽日两朝演义，实际上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展现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图。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记唐高宗至僖宗数朝历史，因此褚人获批评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而孙楷第更是推测此数回内容“当即万历间商贾所为”。九十一回之前的内容，也非仅为李唐一方，小说家在重点突出李渊、李世民的同时，对其他乱世豪杰着墨也不少。因而欧阳健评价说：“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但这种“废”“兴”的重心在“废”而不是“兴”，与《英烈传》等开国建朝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
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说，整体展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易代画卷，在兴废的递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突出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
二、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
此时期社会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社会政治出现了许多危机，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满族势力的潜长等。这些民族矛盾对明代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对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撼动其政权和损伤其汉民族的尊严。又如政治危机加深：刘瑾乱政、武宗昏聩、宁王叛乱、世宗不理朝政、严嵩专权、万历怠政、朝野党争日渐激烈等。这些问题确实也危机了中央政权。但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稳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使其顷刻崩溃而覆亡。虽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但普通民众仍然沉静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气象之中。
在这种“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出现的易代小说，凸显的是开国帝王的赫赫功勋，而不重视旧王朝的覆亡。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乃郭勋编撰(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写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学创作，而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载有此事，兹不赘述。郭勋的目的在于称颂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庙。因此，此书的读者或者听众是当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勋在此书中大肆称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勋。但从易代小说的流变而言，《皇明开运英武传》成为一个信号或标志，即易代小说对于易代的书写，已经从重旧王朝之覆亡转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从重“废”转移到重“兴”。继它之后的易代小说几乎都以开国建朝为主题。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重点演义李世民君臣开大唐基业事，其内容与《隋唐两朝志传》大体相同，但编撰心态则异。《隋唐两朝志传》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写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杨玄感等人相继起兵。而《唐书志传》则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接着录下了此篇总结隋覆亡的长诗。此诗《隋唐两朝志传》也有，但并未有“单揭唐创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国开篇，一开国开篇、且强调“揭唐创立之有由”，二书的编撰目的大体已定。而《大唐秦王词话》更是歌颂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勋，因而称“秦王演义传”。《南宋志传》叙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几乎就是接《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后唐覆亡而来。虽大体演述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可叫五代史志传或五代演义，但约一半以上写赵匡胤的故事，一直写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传》主要叙述的是大宋开国的历史。《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演西汉之开国及其东汉之中兴，《西汉通俗演义》主要“发明楚汉相争事”，《东汉通俗演义》则主要敷演刘秀二十八宿中兴东汉的故事。因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的总体倾向，就是注重新兴王朝之开国，而不在意旧王朝之覆亡。这种倾向，自然消解了浓烈的兴亡之感，更少亡国之音。
当然，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倾向虽相似，前后期的创作心态则不同。具体而言，嘉靖时期至万历前期(万历二十年)，小说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发自内心地讴歌开国君臣(尤其是明王朝的定鼎者)的英雄业绩；万历后期，小说家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借历史上的开国中兴帝王以警醒当朝。表达王朝中兴之梦。
三、明清鼎革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朝)
“世道之变，文亦因之。”天启以前，国家内乱不止，但彼时国家还未到覆亡的时刻，亡国的危机主要被部分有识之士所察觉，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主要借历代开国中兴故事来表达中兴之梦，以此激励或劝诫当局。但至天启、崇祯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国势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势。此时期的散文诗歌，多以救亡怀故为主题，即郭预衡先生所称的“易代之文”、“易代学人之文”。
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不再沉湎于开国中兴之梦，开始直接面对王朝之覆亡。小说家起初仅借历史上著名的亡国史事，来表达一种亡国的情绪。接着，明清鼎革时事成为易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家出于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怨恨、仇视，因而编撰了剿闯系列小说；满清铁骑的恶行，又促使了《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等作品的产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作品问世。
关键词：易代小说：流变：兴废
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易代小说自元末明初至清中叶，大致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这种发展轨迹，与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际、清初中叶的历史时期相适应。
一、元末明初
在元末明初的乱世环境中诞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东汉末至西晋、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这三个著名的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且重点突出了汉末三国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递嬗。在易代兴废的主题中，《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着眼于统一王朝的崩溃，如《三国演义》始于东汉的“亡”、经历了近百年的大混战，形成了三国定鼎的格局，但纷争仍未停止，最终三家归晋，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弥补整部小说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剧氛围。《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虽然不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强烈。但毫无疑问，“拥刘贬曹”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还是就皇室血统而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无疑成为拯救大汉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汉也被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因此，从历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汉止，汉末三国的易代就已经演述完毕，但从小说的具体处理而言，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蜀汉的君臣还在为兴复汉室进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到刘禅的最后投降，大汉王朝才真正灭亡。因此，虽然三家归晋，天下从此结束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结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
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离析，梁、唐、晋、汉、周如同“传邮”般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在描述此段历史时，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视为大唐王朝的延续，真正的唐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后唐的灭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灭亡已是五十回。写完了后唐的灭亡(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唐王朝的灭亡)后，作者仅仅用了十回篇幅分别写了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赵匡胤建宋。因此，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兴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却在唐之覆亡，这个“唐”不单纯指大唐王朝，还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毕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仅草草了事。
《隋唐两朝志传》虽日两朝演义，实际上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展现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图。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记唐高宗至僖宗数朝历史，因此褚人获批评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而孙楷第更是推测此数回内容“当即万历间商贾所为”。九十一回之前的内容，也非仅为李唐一方，小说家在重点突出李渊、李世民的同时，对其他乱世豪杰着墨也不少。因而欧阳健评价说：“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但这种“废”“兴”的重心在“废”而不是“兴”，与《英烈传》等开国建朝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
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说，整体展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易代画卷，在兴废的递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突出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
二、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
此时期社会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社会政治出现了许多危机，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满族势力的潜长等。这些民族矛盾对明代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对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撼动其政权和损伤其汉民族的尊严。又如政治危机加深：刘瑾乱政、武宗昏聩、宁王叛乱、世宗不理朝政、严嵩专权、万历怠政、朝野党争日渐激烈等。这些问题确实也危机了中央政权。但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稳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使其顷刻崩溃而覆亡。虽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但普通民众仍然沉静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气象之中。
在这种“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出现的易代小说，凸显的是开国帝王的赫赫功勋，而不重视旧王朝的覆亡。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乃郭勋编撰(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写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学创作，而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载有此事，兹不赘述。郭勋的目的在于称颂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庙。因此，此书的读者或者听众是当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勋在此书中大肆称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勋。但从易代小说的流变而言，《皇明开运英武传》成为一个信号或标志，即易代小说对于易代的书写，已经从重旧王朝之覆亡转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从重“废”转移到重“兴”。继它之后的易代小说几乎都以开国建朝为主题。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重点演义李世民君臣开大唐基业事，其内容与《隋唐两朝志传》大体相同，但编撰心态则异。《隋唐两朝志传》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写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杨玄感等人相继起兵。而《唐书志传》则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接着录下了此篇总结隋覆亡的长诗。此诗《隋唐两朝志传》也有，但并未有“单揭唐创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国开篇，一开国开篇、且强调“揭唐创立之有由”，二书的编撰目的大体已定。而《大唐秦王词话》更是歌颂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勋，因而称“秦王演义传”。《南宋志传》叙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几乎就是接《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后唐覆亡而来。虽大体演述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可叫五代史志传或五代演义，但约一半以上写赵匡胤的故事，一直写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传》主要叙述的是大宋开国的历史。《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演西汉之开国及其东汉之中兴，《西汉通俗演义》主要“发明楚汉相争事”，《东汉通俗演义》则主要敷演刘秀二十八宿中兴东汉的故事。因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的总体倾向，就是注重新兴王朝之开国，而不在意旧王朝之覆亡。这种倾向，自然消解了浓烈的兴亡之感，更少亡国之音。
当然，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倾向虽相似，前后期的创作心态则不同。具体而言，嘉靖时期至万历前期(万历二十年)，小说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发自内心地讴歌开国君臣(尤其是明王朝的定鼎者)的英雄业绩；万历后期，小说家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借历史上的开国中兴帝王以警醒当朝。表达王朝中兴之梦。
三、明清鼎革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朝)
“世道之变，文亦因之。”天启以前，国家内乱不止，但彼时国家还未到覆亡的时刻，亡国的危机主要被部分有识之士所察觉，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主要借历代开国中兴故事来表达中兴之梦，以此激励或劝诫当局。但至天启、崇祯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国势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势。此时期的散文诗歌，多以救亡怀故为主题，即郭预衡先生所称的“易代之文”、“易代学人之文”。
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不再沉湎于开国中兴之梦，开始直接面对王朝之覆亡。小说家起初仅借历史上著名的亡国史事，来表达一种亡国的情绪。接着，明清鼎革时事成为易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家出于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怨恨、仇视，因而编撰了剿闯系列小说；满清铁骑的恶行，又促使了《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等作品的产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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