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序
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龙》有“知音篇”，劈头就发为感慨：“知音其难哉？”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后世相知或有缘。”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有多少读者、研究者，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红楼梦》的谜底，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解味人”。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在一个“痴”字，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西江月》，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再合适不过。上句称“寻愁觅恨”，当指女性读者；下句以“似傻如狂”相形容，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痴人说梦”这句成语，本来寓负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因此我的研究《红楼梦》，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不知相差有几里许。主要是我用“情”不够专一，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研究一段红学以后，就不想再研究了，老想告而别之。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然著书不辍，文章铺满南北报刊，电视讲论，神采飞扬。而且创辟胜解，愈出愈新，他新近两本研红著作的书名，一叫《红楼十二层》，一叫《红楼夺目红》。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仍研红不倦，不断有新书出版，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装帧精美，气象万千，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卷首题诗，第一首起句：“老去批红只是痴。”第二首结句：“老去方知梦阮颠。”扉页图章，赫然四个篆书大字，正是“痴人说梦”。研红研到以“痴”对“颠”，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
周、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专业如此，成就骄人，精神可敬，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部级干部，政务在身，却也为曹雪芹和《红楼梦》而神魂颠倒。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特别是晚年著书西郊的踪迹。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题目是《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废艺斋集稿》的新材料，证明《集稿》中的残文《瓶湖懋斋记盛》，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秋葵图》的记述，渊源有自。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若非沉醉为学，痴心研红，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此系何人？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
因为有了周、冯、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上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庶几后继有人了。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孔子说：“人能弘道。”其实，道亦弘人。也许是基于出版家“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新一版。全书内容不变，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百年红学说索隐”的标题，作为本书的第十章。删去了初版跋语，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为减少舛误，特请《南方周末》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蔡君喜吾书，读《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曾为之纠谬，故相识。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只不过藕断丝连，仍挥之不去。《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写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可以断章比喻我和《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关系。
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引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谁覆烂柯棋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锺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1）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15万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之多，已成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我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因此我说红学是一个“拥挤的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露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见。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陈寅恪也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2）
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已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请参阅本书第八章下篇“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第402至403页。。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不失孤明先发之见。我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联系起来——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红楼梦》研究扭成了许多死结，百年中国也扭成了许多死结。话说回来，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的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
下篇“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比如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相继问世，站在学术的立场，我无法认同这些视觉形象。又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南北都在大建大观园。红楼服饰、红楼宴大兴其时。红楼服饰虽有混淆明清两代的迹象，但清代的特点还是明显的。而清代服饰是否代表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正宗?我颇表怀疑。唐宋装是好看的，日人有所承继，我们这故国，却被清代“剃发易服”而后隔断了。1991年，台湾中央大学的康来新教授首创红楼之旅，我随喜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恳谈会。当时我被问及该怎样看待这并不古老的“浪漫之旅”，我感到很不好回答。我想这创意是极佳的，也许有助于古典文学名著的诠释与普及。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红楼文化问题。我认为红楼文化固好，但要避免俗世化。因为现在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我说“应用红学”如果也可以算作红学的话，用得上史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是也。
所谓“应用红学”，不应该成为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是，真正的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研究，仍在继续中。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小说批评派红学不存在无米的问题。小说批评从文本出发，只要《红楼梦》在，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饭来。何况《红楼梦》本身——文本中，还潜伏着许多未解之谜，足够睿智之士猜上几个世纪了。不久前，邓云乡先生透露一条消息，说前些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个人闲聊，谈到有人考证林黛玉是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里黛玉的册子上，写的是“玉带林中挂”。说到这里，俞老先生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夜难为怨别人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至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老年人喜欢三国，农民喜欢水浒，知识分子喜欢红楼。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凤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有一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凤。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风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已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砚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都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曰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3页。
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见于邹弢的《三借庐笔谈》卷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红楼梦卷》。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又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5页。。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专项学科的真实内容。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已成为显学的当代红学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比。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刊英国剑桥学者Kenneth Muir主编的《莎士比亚研究年刊》，1948年创刊，至1981年共出版34辑，每辑有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参见裘克安的《莎学在英国》一文，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第344至3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著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一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各家说法不一。诸联在《红楼评梦》中写道：“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三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参见《红楼梦卷》第119页)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本的明斋主人总评，说法同诸联，但上面有姜季南的批语：“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统计为：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共得五百十九人。吴新雷的《曹雪芹》则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江苏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燊所编《红楼梦索引》(龙门书店1983年5月初版)，用电脑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共得人物493人；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年版)则认为：“本书人物实得 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谨录以备考。。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符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设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汪堃：《寄蜗残赘》云：“《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1）
那末，究竟是何种缘由使得《红楼梦》研究能够一书以名学呢?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还是《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她与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概括言之，可以说《红楼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曹雪芹熟悉历史，痛切感到清朝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这样的封建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所以《红楼梦》成为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就虚拟一个，这就是大观园。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喜剧，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一个总结，也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个总结。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包括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嫡庶制度等，书中都有所涉及。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的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曹雪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对封建正统主义思想持决绝的批判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里出现的僧、道、尼姑不少，大都被作者写成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可见曹雪芹对世俗宗教不怀什么好感，但对宗教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广为流行的禅学，雪芹似乎兴味颇浓。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可为一例。敦敏《赠芹圃》诗说的“寻诗人去留僧舍”，大约也是指探讨佛教哲学吧，未必说明雪芹笃信宗教。而大段大段地摘引《南华经》原文，从内篇的《人间世》到外篇的《胠箧》，到杂篇的《列御寇》第二十二回写宝玉联想到《南华经》上“山木自寇”的句子，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回“巧者劳而智者忧”句，语出《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二十一回引录的“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一大段文字，语出《庄子·外篇·胠箧》。，引录之后又叫人物对景体味，足见曹雪芹对老庄思想的重视。本来么，处于文网密布的封建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著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王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2）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悟、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画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样样俱全。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宝、黛爱情从前世宿因写起，至第三回一见如故，然后因宝钗的到来顿生不虞之隙，口角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人的爱情渐趋成熟。这时，对黛玉的爱情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鸯鸳，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珠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3）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四期，朱毅译。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风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美国康乃尔大学K．Wong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可参阅。。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七两回缺佚。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明代渐具规模，只不过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匙。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揅经室集自序》，中华书局校点本《揅经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册。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如若获得十分正确的见解，必须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④《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戴震集》第185页。，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④。要求是很严格的，难怪清儒在古书辨伪、名物训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点上也将后无来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4）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5）
写到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争论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谈到:“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观点不谓不明确。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如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等等，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
那么红学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举出四个方面：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对此，应必诚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应文发表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艺报》第6期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回答应必诚同志的批评，继续申明原来的观点，并提出“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不久，《文艺报》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赵齐平同志的文章，支持应必诚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
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周汝昌先生的立论显得过于偏颇，应、赵的批评理由很充分，会得到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张是否也有值得重视之处呢?我说有。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红学考证对红学这门学问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说的曹学也好，版本学也好，探佚学也好，脂学也好，都是红学考证的重点范围，正是这些方面的发现、阐发、辩难、争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学者在内的大批《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变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和立论方法，说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讨雪芹原著和后来续书的异同及脂批，对历史上的红学能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具有重要意义，甚而说如果离开了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红学能否成为红学也值得怀疑，则完全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情况，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复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产生了专学，即‘红学’。比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的，难道是少?可是皆无专学之称，或虽有专学而无专名；或规模、范围、深度广度，皆远近不能与红学相比。这是何故?仅仅从这一点，就该想到：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定然有不同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之学的特殊原因。”这段话强调“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对“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有“特殊”作用，显然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就对了，与我前面阐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我向读者介绍这场争论的目的就在这里——意在说明红学考证和红学成为专门学问有直接关系。但是周先生这段话只是行文中对前文的一种不自觉的逻辑修正，论点并没有改变，还是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外的《红楼梦》研究不算红学，不知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后一点，红学之为红学，还因为“五四”以来出现一批深孚众望的毕生以研究《红楼梦》为业的学者，他们的劳动及其成果为社会所注意，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说好像是本末倒置，实则不然。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客观的，但不经过研究者的发掘、梳理、提炼、概括，形成不了一门学问。历史上许多学科的出现，都和潜心于该学科而又成就卓著的学者密切相关。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物理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科学，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卡特在 1888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命为心理学教授为标志参看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杨立能等译。。精神分析学则是奥地利的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所创立。甲骨学的对象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而成为一门专学，则是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商承祚、容庚、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裘锡圭等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长期精研撰述的结果。任何一门科学，总是学科和学者的名字并存史册。学科因学者的研究而创立和发展；学者因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而名世。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学，是和一大批红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以及后来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规、赵冈等，都以治红学闻名于世，不愧为使红学成为专学的有功之臣。而且这些学者无不以考证见长，由此可见考据方法的引入《红楼梦》研究，确是红学形成的一个因由。当然对红学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别近三十年来红学一直是热门学问，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也热心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超学科特点（1）
红学的内涵、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是多方面的，为了明白起见，下面不妨进一步从学理上略加说明。
前面在谈到《红楼梦》时，我曾说这部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红楼梦》有历史价值，同样，红学研究也具有认识民族历史的学术价值。诚然，《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但这和具有历史价值并不矛盾。世界上很多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无不具有巨大的历史深度。历史感，是成熟的文学的内在标志。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菲尔丁、雨果，都是这样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历久而不衰，而且研究莎翁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莎氏剧作中包含的历史容量有极大关系。《红楼梦》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着眼点虽然是贾家的荣、宁二府，可是又不局限于贾家，把清中叶的整个社会相和盘托了出来。
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参阅《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9页。这说的并不是溢美之词，每一条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的诸种矛盾，可以说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线，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看法，认为书中描写了多重社会矛盾，如统治阶层与被压迫的奴婢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正统主义思想的矛盾等等，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封建家族中那种明争暗斗、阴攻阳结、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兄弟相阋、叔嫂斗法、妇姑勃谿，或者如凤姐向贾琏表功时所形容的“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等“全挂子的武艺”，以及兴儿评论凤姐时说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总之人类的各种根性，社会的诸多恶习，书中都有极深刻的描写。曹雪芹的笔无异于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表面上是解剖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是在解剖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
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由于跟皇室的特殊关系，朝廷中每一细小的动向都牵动着当权者的神经。第十六回写全家人丁正在庆贺贾政的生日，忽然门吏报说六宫太监夏老爷来了，“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待宣布让贾政入朝时，“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别看贾母这个老太君，每日里在众人围绕、孝敬、奉承之下安享荣华富贵，平常万事不操心，闭目休息也有丫鬟用美人拳轻轻捶腿，但一遇朝廷有什么事情，她立即警觉起来，有时不免要“按品大妆”，准备行动。江南甄府被抄，对贾母的震动最大，书中对此有一系列描写。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在儿女喧笑的背后充溢着一种政治气氛，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
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1）
红学的学科价值还表现在，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入主，又经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创伤，但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曹雪芹时代，不仅经济达到相当的繁荣，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还感到隔膜，因此朝仪宫规尚需阉侍指点，到康、雍、乾时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儿。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为一了。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作品。同样，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红楼梦》里用很多篇幅描写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生活，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品茗、绘画、下棋、抚琴、说书、观戏、斗草、簪花、游园、宴饮等，都是封建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饮馔一般应是物质享受，但在《红楼梦》里已有所变异，有时升华为艺术，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一部分。第三十八回宝钗协助湘云做东，请贾母等吃螃蟹，是和游园、赏花、做诗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价值多于实用价值。第四十四回贾母给湘云还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写充满雅趣的饮馔方式和款仪，不在饮馔本身，因而究竟怎么吃，谁吃了些什么，只字未提。接着便大写特写热闹非凡的牙牌令，又转到游乐方面了。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寿，荣宁二府各开筵宴，宁府请官客，荣府请堂客，然后是各种形式的家宴，前后持续一周，还穿插着观戏等活动，但重点是在渲染排场和礼仪，总离不开文化的内容。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曹雪芹一方面把艺术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艺术化了。谓予不信，刘老老赞不绝口的那种“茄鲞”，哪位依法按料做一个试试?恐怕未必成功。
《红楼梦》中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关于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直接描写中，更主要的是书里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长期是一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亲亲尊尊，根蒂连结，单独的个人无以立足，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见出性格。《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围绕贾府这一封建大家族旋转，纵横捭阖，互相勾连，生出无穷故事。所谓晴为黛影，所谓袭为钗副，既是写人物的一种手法，又是同处一家族环境中人物性格的表现。书中众女子，各代表不同的文化层次，高低、贵贱、雅俗、文野，彼此互为区别。贾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素质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稍次之，但也不乏优良的教养，只是各有偏长罢了。同是服侍主子的丫鬟，袭人、紫鹃、平儿、鸳鸯，个性互不相同，但性情教养中又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她们自己不能读书识字，却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完全是环境习染所致。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儿、翠缕、玉钏等小丫头，耳濡目染，也无异于“郑家诗婢”。第六十二回小螺、芳官等几个人斗草，这个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两部戏曲名著的名字脱口而出；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顶撞她嫂子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贾府的不识字的丫鬟也有一定文化素养。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2）
文化是个大概念，言谈、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仪表、服饰，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风貌。刘老老误把子儿当做凤姐，不单是看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恐怕也和平儿的举止不凡有关。就连与诗书无缘的凤姐，心机、锋芒、手段固然胜人一筹，甚至有撒泼打滚、胡搅恶骂的表演，另一方面也极善处理老幼尊卑各种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封建大族的一定教养。贾母说：“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贾母说的“高低”，即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象征文化教养的“礼”。凤姐的特点，是不知书却能达礼。当然，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由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礼记·乐记》写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前者可为黛玉写照，后者可为宝钗拟形。一个代表艺术精神，一个代表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贾家被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刚好和钗黛两个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性格协调起来。
贾宝玉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书中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脱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反，他的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自不待言，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的一面。例如处理人际关系，他是很自如的，不是搬用什么处世之道，而是已成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做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只对女孩子，对兄弟子侄也一视同仁，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示意贾兰离去。宝玉见此情景也起来告辞，说明他不愿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则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表现出忍让克己的特点。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宝玉的修养，完全是中国式的为人行事的方法，无疑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包括对爱情的执著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不得已便用庄禅解脱自己，也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共性。
《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二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易时相通。想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读《红楼梦》应是最方便的途径。《红楼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研究，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自可想见。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最富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不理解《红楼梦》就不容易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仅就文学成就而言，三百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大家名世，优秀作品汗牛充栋，何独《红楼梦》最有典范意义?当然，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无论何种文学样式，一旦走向成熟，都具有典范意义，而且它的高峰是不可企及的。但文学本身有历史的承继性，后来的作家总是要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因此越是晚出而又能达到高峰的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的成分越多，对一国文学来说，其典范意义也就越发突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曹雪芹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不选择诗、词、曲、剧的形式，选择了小说，这是他的聪明处。如果他当初想以诗、词、曲、剧创作名世，恐怕文学史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显赫。明、清两代是小说的繁盛期，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以及《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提供了先鉴，曹雪芹有条件把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推向高峰。
小说的特点是容量大，可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时间和方位不再限制作家的手脚，古今中外可以连成一片。同时，小说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也可以伴随人物的活动包容在小说之中。《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很多，而且不是通常小说中的回前诗和开场诗，而是货真价实的创作，虽然有一部分是代作品中的人物拟的，也可以看到雪芹的诗才。张宜泉称雪芹“工诗”，脂评也说“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当不是虚谈。
总之，从《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曹雪芹的多方面的才能，这是他的前辈作家不及他的地方。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里写诗、填词、度曲，屈原、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却不能在他们的诗词中写小说。文学形式的演变，总是使作家的创作天地越来越广阔，后来的典范虽不能代替先前的典范，却能够包容先前的典范的一些因素，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我们在《红楼梦》中都能找到。作者经常用写诗的手法、写戏剧的手法或者绘画的手法，来写他的作品。人们常说戏剧和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殊不知《红楼梦》也是综合艺术，而且综合的东西比某些戏剧和电影要多得多——她把中国传统艺术、整个古典文学都综合进去了。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1）
由于《红楼梦》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如果对这部作品提供的艺术经验进行深入的理念性的探讨，对了解本民族文艺学的特性，从理论上建设中国文艺学这一学科大有好处。
中国文艺学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文艺学不同于西方的文艺学，也不同于印度的和日本的文艺学，虽然许多规律是相同的，但强调的重点和表述方式我们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实用理性思维和思维的直观性，到底是不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学术界有争论，且不去管它。但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社会效益，特别是重视作品的正心清欲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相信灵感思维，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则有充分的审美资源的依据。作品艺术形象的构成，客观物象固然离不开，但创作主张倾向于突出意境和意象，这和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对艺术的理解，则崇尚妙悟，提倡心领神会。《文子·道德篇》说：“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被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意游神会，也就是悟。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务求简约，不求穷尽，点到为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和主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者所以得意，得意而忘言”的老庄哲学，以及禅宗的“不立文字”互为表里。形诸文艺学的概念，大都具有象征性、不确定性，如气、韵、格、调、风、骨、神、味等等。这些特征，《红楼梦》都有所表现。书中或直接或间接陈述曹雪芹的艺术见解和美学主张的言论，研究者注意得比较多，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中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探讨得就不够了。
这里不妨以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为例略加分析。这一回先写宝玉和众姊妹搬入大观园之后的欢乐情景，接着写宝玉的根源于心理变化的苦闷，所以让茗烟到坊肆中买了许多古今小说、传奇脚本。然后便是宝、黛在沁芳闸桥边共读《西厢》，两个人借景传情，构成《红楼梦》中最旖旎的一段文字。正在这时，袭人走来传贾母命，叫宝玉去看望贾赦，于是黛玉一个人闷闷的若有所失，不知往哪里去好。
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脚边，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因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
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
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我们应该感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惟妙惟肖的艺术欣赏达到共鸣的图画。不仅写出了共鸣现象本身，还写出了由欣赏达到共鸣的全部过程，包括欣赏者艺术领悟和艺术理解的各个层次。
开始是听者无心，两句戏文不过偶然吹到耳内，黛玉仅仅感到“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听了“良辰美景奈何天”两句，才“点头自叹”，意识到戏里也有好文章，但忽然想到了“世人”，没有和自身联系起来，说明尚未入境。听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开始“心动神摇”，渐渐进入艺术境界。接着又进一步，由“心动神摇”到达“如醉如痴”，几乎不能自持，竟一蹲身坐在山子石上，反复咀嚼戏文的滋味。至此，黛玉作为欣赏者已经完全被汤显祖的戏曲艺术所征服。可以想见，黛玉一定是结合自己的身世际遇和到贾府以后的生活经验，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的。艺术欣赏过程到这里本来可以完结了，不料《红楼梦》作者另出己意，让黛玉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展开一系列丰富的联想，用欣赏者的艺术经验尽量加以印证和补充，把艺术欣赏中的共鸣推向极致。这就是“忽又想起”古人诗句，即唐代崔涂《旅怀》诗中的“水流花谢两无情”；“再又”记起前人词中的句子，即李煜《浪淘沙》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方才”和宝玉共读《西厢》看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一时间都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整个过程，始而“点头自叹”，继而“心动神摇”，最后“心痛神痴”，渐次深入，情感渗入得越来越多，终于情景交融、主客一体、物我两忘，达到艺术领悟的制高点。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2）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形容欣赏者的情感渐次变化时，连用了三个“不觉”，就是说，艺术欣赏中的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感情变化，是不自觉的，目的性让位给无目的性。理解的方式主要是感悟，自由联想代替了逻辑推演。文化素养构成了艺术欣赏深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林黛玉，而是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世人”，即使看到《牡丹亭》的演出，也不一定产生共鸣，至少不会如此强烈，达到这样高层次的境界。我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领悟到和总结出多少文艺学的大道理啊！
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一向讲究意境，不仅创作中多有表现，理论上也有概括。最突出的是王国维，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段话见于署名山阴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据赵万里先生说，序文实系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人间词话附条》及徐调孚的“重印后记”第256页、第261页。而在谈元杂剧的特点时又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第74页。王国维对意境这一概念解释得最明确，而把“意与境浑”看做文学的上乘，是很有见地的，但他没有谈小说。小说是否也有意境?有，《红楼梦》中例证很多。第二十六回，宝玉与黛玉《西厢》戏语不久，两个人都在情意缠绵之中。一天，宝玉无精打采，“顺着脚一径来到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地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这一段描写，意与境完全融为一体，景都是为情而设，目的是写出林黛玉春困幽情的意境。湘帘、翠竹写其幽，黛玉长叹写其情。第三十回龄官在蔷薇架下画“蔷”，是表现她的痴情，而宝玉在花架外面看龄官画“蔷”竟忘记自己被雨淋湿，说明宝玉之痴胜过龄官。整个一大段文字都是为了化出一个情痴的意境来。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三十五回，黛玉立于花荫之下，远远地望见贾府很多人都去怡红院看望被打的宝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身世，伤心得哭起来了。紫鹃劝慰再三，才回到潇湘馆。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
苏东坡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着一‘见’字而意境全出矣”。看了上面这段描写，也是“意境全出矣”！如果把“境”区分为物境、意境、情境的话，那么潇湘馆中的竹影、苔痕当是物境，征引《西厢》的词句是情境，黛玉自叹是意境。但在这里，物、情、意三境是化而为一的，同为黛玉而设。鹦哥的长叹和诵诗，则又把已化出之意境重新渲染、叠印、深化，使物境全部情意化、人格化，然后又通过黛王隔纱窗戏鹦哥把已成之境淡而化出。其中，鹦哥诵《葬花吟》是诗境，黛玉隔纱窗戏鹦哥是画境。此等妙文，只有曹雪芹才写得出。明人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试看《红楼梦》中这类描写，可谓意境融彻，因而真味无穷。脂砚斋在一条批语中也说过：“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至于用画家的笔法写小说，几经皴染便成一写意画或工笔画，一部《红楼梦》中更是多多。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数不尽的好课题。
《红楼梦》写人物尤其不同凡响，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之大成，创造了极为丰富的艺术经验。人物的语言的充分个性化，使读者根据说话人的声音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人物，研究者多有指出。至于人物形象的生动、逼真、传神，每个读者都留有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写人物常常是一击数鸣，一笔多用。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3）
例如第二十九回，贾母带领全家人等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送给宝玉一盘子贺物。地点是清虚观的楼上，贾母及众姐妹都在。宝玉于是叫小丫头捧着贺盘，他用手翻弄，一件件地拿给贾母看，说这件怎么样，那件怎么样。忽然贾母从盘子里发现了一件金麒麟，便伸手取出来，笑着说：“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贾母对哪个女孩子带什么饰物是关心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宝贝孙子贾宝玉的脖颈上系着一块玉，但因年纪大，没有记清楚是谁带的，所以说“好像我看见”。这写得很真实，完全符合贾母的年龄、性格、思想。薛宝钗马上接过去说：“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钗自己有金锁，她自然注意别人带什么东西，不仅记得，连大小都一清二楚，可见用心之细。这并不奇怪，因为她的金锁是为了将来找有玉的配，这在第八回就作了交代，所以第八回的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宝钗在此场合表态，一来是博取贾母欢心，同时也说明她对饰物的关心，内心活动是相当复杂的。是否也担心贾母过于重视金麒麟，因而情敌中又多一史湘云?黛玉是有此想的，宝钗似也略有所动，只不过隐而不露罢了。宝钗一说，一下子提醒了贾母：“是云儿有这个。”证明贾母确曾看见过史湘云戴金麒麟，只不过一时未想起来。宝玉听宝钗、贾母说了以后，甚感诧异，说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这是实在话。他痛恨金玉之说，谁带什么根本不留意，怎么会看得见呢?探春接过去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理家时杀伐决断的三姑娘，够精明的了，但她对宝钗记忆力的评价却有一点欠深刻。所以林黛玉立刻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一语道破，纯是黛玉口吻，锋芒、率真、急切心情跃然纸上。宝钗听黛玉如此说，便回头装没听见，正合“自云守拙，人谓装愚”的性格，但内心怕是也很难堪吧。宝玉此时的动作也很有意思，他听说湘云有这个东西，便悄悄把贺盘中的金麒麟揣在怀里了。而且一边揣一边又怕黛玉看见，于是拿眼睛来瞟人，结果黛玉恰好看见，正向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很不好意思，马上又掏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说是好玩是真的，宝玉的用意原是拿回去和史湘云比并玩耍一番；至于说给黛玉戴，那倒是敷衍之词，他未必不了解黛玉如是。所以黛玉说“我不希罕”。宝玉还是揣了起来，说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反证了宝玉的用意。
这段文字在书中只有一百六十个字，枢纽是金麒麟，每个人只说一句话，但贾母、宝钗、探春、黛玉、宝玉五个人性格全活跳出来。不过是平常的几句对话，却让人感到紧张，富有戏剧性。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不妨拿来一比，写人物达到如此境界的我想不易找到。还有《红楼梦》作者写入物时善于同中见异、异中有同、相似而不相同、叠影而不重复的本领，也足堪赞叹。
黛玉、宝钗、湘云三个人在贾府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大体上是相同的，所受教育也基本相似，性格却迥然有别。如果说黛玉的性格和人生是艺术化的，宝钗则是社会化的，湘云可以说是自然化的。元、迎、探、惜四位小姐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就更明显了。元春之贵，迎春之懦，探春之敏，惜春之僻，书中反复刻画。服侍小姐的丫鬟们，一个个伶牙俐齿，俏丽多姿，远远望去，实难区分，但为人、行事、言谈、举动，即气质和个性，又千差万别。如晴雯的锋芒，袭人的阴柔，平儿的宽和，鸳鸯的刚烈，紫鹃的笃厚，每个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总不见雷同。晴雯和小红口角都很厉害，但晴雯清高，小红浅薄。论才干，探春和凤姐旗鼓相当，但一个文，一个野，所以凤姐承认探春比她还厉害一层。《红楼梦》从不把人物简单化，惯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薛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袴子弟，打架斗殴，行为放诞，但内心深处时有忠厚的一面。柳湘莲救他一命，便忘却旧怨，只颂恩德，为湘莲出家当众落泪，茶饭不进。贾珍固然不好，可是秦可卿死后他“哭的泪人一般”，公开失态，倒也说明他对秦可卿不乏真情实感。至于宝钗的丰富内涵，使得研究者和读者长期聚讼纷纭，褒贬万殊，迄无定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太丰富了，简单的线性思维绝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红楼梦》里的许多女子，才貌都相当出众，但作者在写法上采取的是传神写意的手法，经常把具象抽象化，把形体灵动化，把相貌神韵化，把环境意象化，给读者若即若离之感，留有充分的想象余地。
黛玉的相貌自然是绝顶出众的，但翻遍全书，竟找不到关于黛玉相貌长得如何的具体刻画，甚至面孔是长是圆，眼睛是大是小，身材是高是低，皮肤是黑是白，都未涉及。只在第三回进贾府时，通过宝玉的眼睛，说她形容特别，连用了五个排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眼睛写到了，但只说是一双“含情目”，作“似喜非喜”状，绝口不提形状大小及眸子光暗深浅。眉毛像一抹轻烟，粗细、长短没有说明。到了第七十四回，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快结束了，才又通过王夫人的嘴，说晴雯的“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反过来说，就是黛玉的眉眼有点像晴雯。但晴雯的眉眼是什么样的?书中没有写。当然晴雯长得是好看的，凤姐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贾母也说：“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得到凤姐和贾母这样评价，晴雯模样的出众可想而知，在丫鬟队中她够得上群芳之冠了。而林黛玉的眉眼像晴雯，由此也可知黛玉的美貌。作者这样写，就是艺术表现上的含蓄、不求穷尽，留空白、留余地，调动起读者的想像力和作者共同创造人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4）
写史湘云更奇，压根儿没讲湘云长得什么样，面孔、眉毛、眼睛、嘴巴，都未作正面刻画，一个字也没有提起。第二十一回写湘云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写到了头发、臂膀，没有涉及面容。第四十九回写湘云雪天的装束：“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脱了褂子，“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花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见得蜂腰圆背，鹤势螂形。”从外到里，衣着打扮写得细极，就是不及相貌。第六十二回湘云醉卧芍药捆，从别人的眼里看是：“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办枕着。”不独未及面孔，连身体形态也不着一笔。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都是湘云的身外之物。再就是作者写她好笑，喜欢讲话，又有点口吃。全部关于史湘云的外貌描写就是这些了。可是《红楼梦》的读者都觉得湘云长得不同一般，与黛玉、宝钗相比，鼎足而三，难分高下，不好硬说谁比谁更出众一些。
《红楼梦》里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规律太多了，岂止人物写得好，其他方面也不乏独创之功，不愧为文艺学极为丰富的原料的宝藏，从这方面深入发掘，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很大的，红学研究在这里尚有不易穷尽的用武之地。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红学之所以具有学科价值，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也有一定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这番经历，使他在转折中和对比中了解了人生；后来走出家庭，东渡留学，然后又弃医学文，投身文学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直接相关。一个大作家的造成，除了必需的其他条件，作家本人的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
曹雪芹的一生是富于传奇性的，生活道路比鲁迅不知曲折多少倍，遭遇的家庭变故和政治打击，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他的祖上是从龙入关的皇室近臣，特别是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时期，他的家族达到鼎盛，如《红楼梦》中形容贾府时所说的：“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极度荣华富贵中度过的。但是后来，随着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曹家受政治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雪芹社会地位大降，晚年竟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身微运蹇、贫困潦倒的生活。由饫甘餍肥的富贵之家，一变而为“举家食粥酒常赊”；从地处江南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来是朝廷的宠儿，现在是“坏了事”的罪犯的后裔。这种“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生活巨变，这种堪称“大阅历、大悲欢”的人生经历，这种“翻过筋斗”的社会阅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契机。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阅历的，没有大阅历绝成不了大作家。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代表性。中国过去讲究穷愁著书，认为文穷而后工，不是没有道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这段名言，经常为人所称引，其实后面接下去还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著书舒愤的观点。司马迁身受腐刑而撰写《史记》，就是实践他的主张。作为参证，恩格斯也讲过“义愤出诗人”的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就是穷愁著书、发愤著书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启发我们了解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品产生的一般过程。
最后，我想强调《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成熟形态，这一点，对认识红学的学科价值有关键意义。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是成熟形态还是不成熟形态，直接关系一门科学的理论建设。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就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的最成熟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25页至726页。《红楼梦》自然不同于《资本论》，我引用马克思的话带有一定的比喻性质，但马克思概括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红楼梦》是古典文学的总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古代文学中某些“只是征兆的东西”到《红楼梦》里“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比如语言的艺术和写人物的艺术等等。因此，研究《红楼梦》犹如解剖高等动物，可以为理解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红学是一个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学科。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1）
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因此小说《红楼梦》自然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则红学的“红”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独《红楼梦》如此。但是，红学还是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有曹学之称。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②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②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
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至3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曹学呢?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1）
问题的关键，还是曹雪芹本人的身世经历有其特殊性，他的家族的历史有其特殊性。
曹雪芹本人身世经历的特殊性，首先在于我们对他的身世经历知道得太少。1921年以前，很多人并不知道或者说还不能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第一回胪列书名一段文字，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载，只说“披阅”和“增删”，没有指明就是曹雪芹所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红楼梦》首次排版印行时，程伟元在卷首写道：“《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1页。采取的是阙疑的态度。嘉庆刊本《绮楼重梦》的作者兰皋居士则说：“《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②分别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45页、第53页。讷山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增补红楼梦》写序，也认为“《红楼梦》一书，不知作自何人，或曰曹雪芹之手笔也，姑弗深考”②。即使有的记载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持比较肯定的态度，也是辗转相传，没有真凭实据。而且曹雪芹为谁，大都“不尽知也”西清，《桦叶述闻》，《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有的说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有的记载又说是曹寅的儿子。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袁枚：《随园诗话》(上)卷二，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尗坎校点本。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和曹雪芹同时略晚，曾任江宁知县，他辞官后卜居的小仓山也在江宁，照说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然而却大成问题。把雪芹说成是曹寅的儿子固属弄错辈分，《随园诗话》的另一版本称大观园就是他们家的随园道光四年(1824年)刊本《随园诗话》，在“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后面，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段文字，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也是以讹传讹。《枣窗闲笔》的作者裕瑞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页。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曹雪芹相貌的惟一记载，但又是听“前辈姻戚”说的，不过是传闻，究竟可信与否，无法确定。至于曹雪芹叫什么名字，雪芹二字是字还是号，裕瑞承认都“不得知”。此外还有说雪芹的后人因为贫穷，陷入嘉庆年间的林清逆案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5页。因而被杀的等等。总之，曹雪芹的真实身份和具体生活经历，从《红楼梦》问世到晚清，长时间湮没无闻，只停留在传说阶段；便是前面提到的几则有关记载，有的也是后来发现的，因当时的风气，小说、戏曲不过是消遣书，人们并不特别关心作者究竟是谁。
直到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才有了一个极粗略的轮廓。胡适把考证结果概括为五点：(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9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这五点，是根据《雪桥诗画》、《八旗文经》和《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证出来的，比较接近曹雪芹的真实情况胡适：《红楼梦考证》原文中还列有第六点，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已牵涉对《红楼梦》的看法；关于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主要是前面五点。。不久，胡适又得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的稿本，里面除有《熙朝雅颂集》曾收录的《佩刀质酒歌》和《寄怀曹雪芹》外，还有两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一首是《赠曹芹圃(雪芹)》，全诗八句为：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另一首是《挽曹雪芹(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2）
前一首诗的标题透露出，曹雪芹又叫曹芹圃，这在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短缺的情况下，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发现。后一首诗表明曹雪芹活了四十多岁，胡适假定为四十五岁，因为“四十年华”只能是举整数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96页至298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孤儿渺漠魂应逐”句后有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说明曹雪芹曾有一个先他而逝的儿子，同时还有个续娶未久的新妇。1928年，胡适购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依据脂批，认定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除夕，改变了卒于甲申的说法。
关于曹雪芹，胡适的考证主要就是这些，这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大收获了。不过，即使这样，我们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知道得还是太少。知道得少，于是就想多知道，因而曹学便发达起来了。而且胡适的考证，遗留下许多疑点，更增加了人们解疑问难的兴趣。比如，胡适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对的，但怎么知道是曹的儿子?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曹颙的儿子?胡适没有回答。关于雪芹的卒年，胡适始主甲申，后改主壬午，到底哪个对?至于生年，胡适说“大约生于康熙末叶”，即公元1715年至1720年之间。然而根据呢?还有，雪芹是什么时间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到北京以后做了些什么?上过学吗?跟敦诚、敦敏那样熟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死的时候在北京西郊?何时、什么原因促使曹雪芹要到北京西郊去住?西郊范围甚大，曹雪芹具体住在哪里?新妇是谁?何时结的婚?等等，等等。问题成串、成堆，都需要给予解答。如果说雪芹的名、字、号问题还是小问题的话，那么回到北京以后曹雪芹的行踪，就是与创作《红楼梦》有直接关系的大问题了。
当然受资料的限制，胡适不可能一一求得答案。而没有答案的问题，正是学者的兴趣所在和责任所在。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全部解决，甚至大部分都没有解决，所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具有一定吸引力，有的研究者自称是曹学家，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1）
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在清代尤其康熙统治时期，可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名气好大，所以比较早的关于曹雪芹的传闻，都是把雪芹和曹寅联系起来，甚至误认为雪芹是曹寅的儿子。雪芹的好友敦诚是了解情况的，他在《寄怀曹雪芹》诗中也特意加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四松堂集》卷一：《寄怀曹雪芹》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夹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在纪念曹雪芹的诗里专门点出曹寅，可见曹寅其人的重要以及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是不行的。不仅因为曹寅是雪芹的祖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曹寅也有大可注意之处。
史料记载，曹寅自幼颖慧，四岁能辨声律《上元县志，曹玺传》称：“寅，字子清，号荔轩，四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十几岁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被称为“神童”顾景星：《楝亭诗钞》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本”《楝亭集》卷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寅二十七岁，由銮仪卫治仪正兼第三旗鼓佐领，协理江宁织造，次年即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任江宁织造，至五十一年卒于任所，只活了五十五岁。他的政绩是很出色的，不仅皇帝赏识，同僚也给予好评。江宁知府陈鹏年与他的关系并不好，但皇帝因听信总督的谗言，要杀陈鹏年，曹寅立即为之辩诬，免冠叩头，血被前额。苏州织造李煦怕曹寅触怒康熙，悄悄拉他的衣角，曹寅不听，愤怒地看着内兄李煦说：“云何也?”接着又叩头坚请，至碰阶有声，终于使陈鹏年得到赦免参见《耆献类征》卷一六四：《陈鹏年传》。。这一勇敢的义举，一直被当世以及后人传为佳话。还有前引袁枚在《随园诗话》里的记载说，曹寅每次出去，都要带一本书，不停地观玩。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好学?他说：“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袁枚：《随园诗话》(上)卷二，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可见曹寅的性格和为官的风貌自有不同寻常之处。
曹寅的文学造诣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我们注意。他能诗，擅词曲，今存《楝亭集》包括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文钞一卷，只是曹寅文学创作的极小部分。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里说：“子清官侍从时，与辇下诸公为长短句，兴会飙举，如飞仙之俯尘世，不以循声琢句为工，所刻《楝亭词钞》仅存百一”参见《雪桥诗话》三集卷四第20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487页。，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关于曹寅的诗，顾景星说是：“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分别见顾景星、杜为《楝亭诗钞》所写的序，《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杜苍略说曹寅“以诗为性命、肌肤”，须臾不离分别见顾景星、杜为《楝亭诗钞》所写的序，《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当是纪实之言，而非虚美之辞。曹寅还写过《续琵琶》的剧本，以蔡文姬与配偶董祀的离合为线索，公开表彰曹操追念蔡中郎，义敦友道，在演出时也不让阿瞒涂上粉墨，真不啻戏曲史上的创举。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样做是因为曹寅和曹操同姓，“故为遮饰”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第21页，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3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显然这是误解。刘廷玑曾为之辩护，说：“夫此一节，亦孟德笃念故友，怜才尚义豪举，银台(指曹寅——笔者注)表而出之，实寓劝惩微旨，虽恶如阿瞒，而一善犹足改头换面，人胡不勉而为善哉。”④郭沫若1958年发表历史剧《蔡文姬》，把曹操写成贤明丞相，抹去了曹操脸上的白粉；殊不知，戏剧史上第一个给曹操抹去白粉的不是郭老，而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一点，《续琵琶》的开场词就已经交待明白：“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而《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竟指着史湘云向薛姨妈说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可真是信不信由你，《红楼梦》里的人物直接点出了曹寅的《续琵琶》，而且由贾母以回忆往事的方式点出，足见曹雪芹受曹寅影响之大，《红楼梦》的写作与曹寅的生平事迹不无关合之处。曹寅认为自己的曲写得最好，词差一些，诗又差一些。《红楼梦》中的诗、词、曲，也存在类似特点，如果不是巧合，更说明雪芹与他祖父在文学上有渊源关系。
曹寅同时还是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藏的书，据《楝亭书目》著录，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分三十六大类，仅“说部类”就有四百六十九种。后来这些书散佚了，乾隆中叶有人从琉璃厂买回的书中，发现上面有曹楝亭的印章李文藻：《南涧文集》上卷《琉璃厂书肆记》。。曹寅刻的书也不少，自己的诗钞、词钞除外，著名的有《楝亭五种》和《楝亭十二种》。《楝亭五种》包括《类编》十五卷、《集韵》十卷、《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重修广韵》五卷、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楝亭十二种》包括《都城纪胜》一卷、《钓矶立谈》一卷、《墨经》一卷、《法书考》八卷、《砚笺》四卷、《琴史》六卷、《梅苑》十卷、《禁扁》五卷、《声画集》八卷、《后村干家诗》二十二卷、《糖霜谱》一卷、《录鬼簿》二卷。搜集的都是世不经见的书，但都属于文化艺术的范围，使这些书得以流传，功德自是无量。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2）
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刊刻的。章学诚说曹寅刻古书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章学诚：《丙辰札记》，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全唐诗》和《佩文韵府》，都是曹寅一手经营而成，实在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康熙朝兴文教，先后整理刊刻的类书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图书集成》等；总集有《全唐诗》、
《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而曹寅主持刊刻的独占其二。难怪当时的一般文入学士那样推崇曹寅，包括名重一时的耆老宿儒，也以与曹通政荔轩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故称。相互赠答唱和为荣。现存《楝亭图咏》四卷，在上面题咏者有四十五家之多，大都是儒雅名流，如叶燮、姜宸英、徐乾学、毛奇龄、王士禛、邓汉仪等。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和曹寅有过诗文应酬或官场交往的文化名人近二百人左右刘长荣：《玄烨和曹寅的关系的探考》，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期。，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所以程廷祚在《青溪文集》里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又说：“及公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程廷祚：《青溪文集》卷十二。
和曹寅相过从的文人学士中，不少是对清廷不满的明遗民，他们之间交往过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是那些遗老耆宿转变了立场，向官运亨通的曹通政攀附，还是曹寅出于某种原因向那些“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认同?它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构成是否有一定牵连?这些，历来是红学家最感兴趣的课题。考证派红学家感兴趣，索隐派红学家更感兴趣。看来研究《红楼梦》不了解曹雪芹不行，而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也不能使研究深入一步。红学之外或者说之中而有曹学，殆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曹寅与明遗民及江南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何接近，康熙皇帝对曹寅仍旧信任有加，不仅不疑，反而当作股肱近臣，格外赏识。江南一带的细小之事，他让曹寅及时奏报②③④⑤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9页、第78页、第23页、第98页、第10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织造任上有亏空，他嘱咐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②。甚至南巡这样的“核心机密”大事，也提前向曹寅通报，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③。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玄烨南巡六次，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中，都是曹寅接的驾。曹寅病了，康熙派驿马星夜去送药④。曹寅死了，康熙还说曹寅的好话，降旨说：“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⑤于是命曹寅的儿子曹颙继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原来曹寅死后，江宁的士民、机户、车户、匠役和杭、嘉、湖的丝商，围住了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公馆，称颂曹寅的善政，吁请曹颙继任织造《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0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这一举动吓坏了巡抚郎廷极，当即报告了康熙。如此说来，曹颙继任织造莫非是康熙顺从民意，不得不这样做?只要看看在立储问题上康熙是如何决断，就知道这位君主并不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何况在封建政权眼里，请愿不过是聚众闹事的另一种形式，康熙不会看重这些的。说到底还是对曹寅的印象好，由其父荫及其子。
在封建社会，一个简派到地方上的官员，皇帝说好，同僚说好，老百姓也说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曹寅这个历史人物，从红学以及不从红学的角度，甚至不牵涉曹学，也值得研究。
曹寅的父亲曹玺也很受康熙的赏识。曹玺的夫人孙氏曾给幼年康熙当过保姆，凭借这层关系，曹玺得宠不足为怪。不过，曹玺主观条件也是很优越的，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②《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页至3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早在顺治统治时期就已经提升为皇室的侍卫，后因跟随摄政王多尔衮在山西立有军功，又升为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被简派为江宁织造，政绩卓著，“积弊一清”，把织造局的乱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朝野都非常满意。《江宁府志》的《曹玺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②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3）
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主要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朝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曹玺之前，每三年更换一次，由于曹玺工作得好，才改成“专差久任”。康熙十六、十七两年，曹玺向玄烨汇报工作，讲江南的吏治情况《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页至3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深得康熙好评，当即，“赐蟒服，加正一品”，并送给一块写有“敬慎”二字的匾额。康熙二十三年，连续做了二十一年江宁织造的曹玺病故了，恰好赶上玄烨第一次南巡，亲自到织造衙门“抚慰诸孤”，称赞曹玺说：“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熊赐履：《经义堂集》卷四“曹公崇祀名宦序”，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303页。康熙的这一考语，证明曹玺、曹寅父子在织造任上，确负有在江南一带沟通满、汉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使命。应该说，他们的这一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曹玺做得好，曹寅做得更好。
就一般读者的眼光而言，知道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或者再进一步，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有所了解，就足够了。但红学家们可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继续上溯，非把曹雪芹的家族世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已上溯到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和祖父曹世选，并说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0页至211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则提出，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咸宁里，上溯可以查考的只能到曹世选的父辈曹登瀛，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他列出了一个详尽的“丰润曹氏世系表”，推断曹家归旗的年代十分湮远，可能是辽、沈一带的边民被虏为奴所致，先世虽为汉人，后来已与满人无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旧版第115页至131页，新版第111页至140页。。《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九年后的1962年，周汝昌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补上了《新证》的空缺，把雪芹家世从曹世选上溯到十七世，认为北宋时的大将曹彬是曹家的始祖③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第二节：“‘将军后’和‘辽阳一籍”，载1962年1月30日《光明日报》。。曹彬是河北正定县人，第三子曹玮在江西做官，又四传到曹孝庆。曹孝庆的五代孙曹瑞明和曹瑞广，因生活所迫重新流落到河北，哥哥瑞明在丰润县咸宁里八甲落户，弟弟瑞广继续北上到了辽东和铁岭一带。曹世选就是铁岭曹氏瑞广的七代孙。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位于赫图阿拉，两年后大败明军，又一年陷铁岭。“曹世选这时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好小伙子，遂为金兵俘虏”③，成了王贝勒的奴隶，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满语奴隶为“包衣”，意思是“家里的人”，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和曹寅死后，曹颐在奏折中说的“奴才包衣下贱，自问何人，敢擅具折奏”《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0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正好对景。到了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长大以后，才有了“出身”，因从龙入关有功，于顺治七年任山西吉州知府，不久升任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逐渐发达起来。周汝昌先生在通贯曹雪芹家族世系的基础上，着重辨明原系汉族的曹家，被俘后编入的是正白旗，而不是“汉军旗”，因为明朝的降兵和汉人军队才编入汉军旗籍，这与早年被俘的已成为“家里人”的曹家是两码事。可以看出，通过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研究，清朝开国史上的一些繁难的官职和制度问题，也随之提出并解开了一些疙瘩。在这点上，红学向史学靠拢，曹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互相认同。
冯其庸不同意周汝昌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提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后迁沈阳。他依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及有关史料，考定曹俊是曹雪芹的始祖。曹俊约生活在明朝的永乐至天顺或成化时期，即公元1403至1465年左右，系由明朝的军官归附后金的。曹俊有五个儿子，顺序为曹异、曹仁、曹礼、曹智、曹信，雪芹的上世是曹智这一支，即第四支。但《五庆堂谱》中三支最详，四支曹智以下缺四至八世，至曹世选已经是第九世了。冯其庸认为曹家开始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参见冯其庸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一、三、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70年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赵冈和陈钟毅撰写的《红楼梦新探》，也以《五庆堂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据，论定曹雪芹的始祖是曹良臣，不同意周汝昌的“丰润说”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1至7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按《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始祖是曹良臣，元末朱元璋起义军的名将，赵冈依该谱自然认为曹良臣是雪芹始祖。冯其席经考证，确定曹良臣只有一个儿子曹泰，《宗谱》中所谓曹良臣有泰、义、俊三子是不可靠的，认为曹俊和曹良臣无关，因此说雪芹始祖不是曹良臣，而是曹俊。。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时，主要从《丰润县志》获得材料，提出雪芹籍贯河北丰润，后来发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已看到了一部《丰润曹氏宗谱》。所以，就有一个《丰润谱》和《五庆堂谱》何者可信的问题。周汝昌在新版《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的附记中写道：
到底信哪个谱?在这里又是我和他(指《红楼梦新探》作者赵冈——引者注)看法各异。拙见认为，辽东《五庆堂谱》编次曹锡远于智之系下，当中隔断五世，关系不清，骤然突接，我还不能无疑。而丰润谱却就是曹寅屡次亲口称为“骨肉”的“冲谷四兄”家。相信谁呢?我宁愿相信曹寅在康熙年亲口所说的话，而不敢轻信同治年增修《五庆堂谱》的那种五世空白的“接续法”。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138至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那末，“到底信哪个谱?”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似不好遽然论定。好在曹世选以下脉络是清楚的，各家看法并无异见。请看，光是雪芹的籍贯、出身、世系、旗籍，就有这许多纷争，使人莫衷一是，足见曹学是个极麻烦的题目，难度远远超过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也许，这正是曹学之为曹学的吸引人之处?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1）
当然，真正吸引人的，需要我们给予极大注意的，是曹家的荣华富贵并未持久，康熙朝达到顶峰，雍正上台以后便急转直下，终于被抄家没产，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悲惨局面。
曹寅是康熙五十一年病故的，曹寅死后，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但曹颙短命，在织造任上不到三年便去世了。康熙对此也感到很痛惜，传旨道：“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曹颙是曹寅的独子，为了保全曹家，康熙命从曹荃的诸子中过继一个给曹寅，并说要“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②。根据曹寅的妻兄李煦的建议，选中了曹荃的第四子曹，于是又由曹继任江宁织造。种种迹象表明，曹的才干远逊于曹玺和曹寅，和曹颙也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康熙似不甚喜欢，但还是加以关照和爱护康熙五十七年在曹赖请安折上的一条朱批写道：“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9至150页。。曹寅织造任上留下了几十万两的大亏空，别人攻讦，康熙却回护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6页。什么“情由”?还不是四次接驾造成的!《红楼梦》中李嬷嬷说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肯定是曹雪芹的“史笔”。这种“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事情，皇帝本人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所以康熙说他知道“其中情由”，并几次恩准李煦代管盐差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8页、119页、144页、145页。，帮助曹颙和曹补完亏空。但曹就任织造仅七年，康熙帝就驾崩了，曹家失去了荣华富贵的保护伞，处境陡然大变。
曹家是否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皇室闹剧中曹家表现出什么倾向和态度，可以姑且不论，雍正上台后明显地厌恶曹，进而一步步加以整治，则是确定无疑的。
雍正元年，曹进洒金笺纸三百张、乳金宫绢四十张、洒金绢六十张、湖笔四百枝、锦扇一百柄，雍正未予理睬③④⑤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6至157页、158页、161页、162页、163页、164页、165页。。雍正二年正月，曹提出保证，织造补库请求分三年带完，雍正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③简直声色俱厉，与康熙从前对曹家的批示适成鲜明对照。四月，大将军年羹尧征罗卜藏丹金告捷，曹表奏，恭贺圣功，无非是几句祝贺胜利的话，雍正却加批说：“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充满了挖苦和讽刺。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因售人参事，雍正又责怪曹等：“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著问内行府总管。”④内务府总管来保报告后，雍正又传旨说：“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且系彼等取去后陆续售出者，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⑤五月初六日，曹奏报江南发生蝗灾，因连降大雨，灾情已基本缓解。然而雍正批道：“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甚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6至157页、158页、161页、162页、163页、164页、165页。始而吹毛求疵，接着杀机毕露，很快就要整治曹了。五月十三日，又查出库存之纱有变色之事”，雍正更加不满，不久，便指派怡亲王传奏了曹。为此，雍正下了一条“特谕”：
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名声，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5页。
可以想见，曹听到这条“特谕”，恐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雍正简直是破口大骂，直接指斥曹家“向来混帐风俗惯了”。不妨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岂止是斥骂曹，连曹颙、曹寅乃至曹玺，可能还有曹家的亲戚如李煦等，都包括在内了。
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龙》有“知音篇”，劈头就发为感慨：“知音其难哉？”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后世相知或有缘。”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有多少读者、研究者，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红楼梦》的谜底，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解味人”。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在一个“痴”字，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西江月》，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再合适不过。上句称“寻愁觅恨”，当指女性读者；下句以“似傻如狂”相形容，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痴人说梦”这句成语，本来寓负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因此我的研究《红楼梦》，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不知相差有几里许。主要是我用“情”不够专一，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研究一段红学以后，就不想再研究了，老想告而别之。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然著书不辍，文章铺满南北报刊，电视讲论，神采飞扬。而且创辟胜解，愈出愈新，他新近两本研红著作的书名，一叫《红楼十二层》，一叫《红楼夺目红》。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仍研红不倦，不断有新书出版，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装帧精美，气象万千，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卷首题诗，第一首起句：“老去批红只是痴。”第二首结句：“老去方知梦阮颠。”扉页图章，赫然四个篆书大字，正是“痴人说梦”。研红研到以“痴”对“颠”，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
周、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专业如此，成就骄人，精神可敬，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部级干部，政务在身，却也为曹雪芹和《红楼梦》而神魂颠倒。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特别是晚年著书西郊的踪迹。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题目是《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废艺斋集稿》的新材料，证明《集稿》中的残文《瓶湖懋斋记盛》，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秋葵图》的记述，渊源有自。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若非沉醉为学，痴心研红，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此系何人？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
因为有了周、冯、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上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庶几后继有人了。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孔子说：“人能弘道。”其实，道亦弘人。也许是基于出版家“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新一版。全书内容不变，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百年红学说索隐”的标题，作为本书的第十章。删去了初版跋语，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为减少舛误，特请《南方周末》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蔡君喜吾书，读《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曾为之纠谬，故相识。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只不过藕断丝连，仍挥之不去。《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写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可以断章比喻我和《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关系。
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引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谁覆烂柯棋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锺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1）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15万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之多，已成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我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因此我说红学是一个“拥挤的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露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见。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陈寅恪也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2）
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已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请参阅本书第八章下篇“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第402至403页。。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不失孤明先发之见。我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联系起来——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红楼梦》研究扭成了许多死结，百年中国也扭成了许多死结。话说回来，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的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
下篇“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比如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相继问世，站在学术的立场，我无法认同这些视觉形象。又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南北都在大建大观园。红楼服饰、红楼宴大兴其时。红楼服饰虽有混淆明清两代的迹象，但清代的特点还是明显的。而清代服饰是否代表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正宗?我颇表怀疑。唐宋装是好看的，日人有所承继，我们这故国，却被清代“剃发易服”而后隔断了。1991年，台湾中央大学的康来新教授首创红楼之旅，我随喜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恳谈会。当时我被问及该怎样看待这并不古老的“浪漫之旅”，我感到很不好回答。我想这创意是极佳的，也许有助于古典文学名著的诠释与普及。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红楼文化问题。我认为红楼文化固好，但要避免俗世化。因为现在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我说“应用红学”如果也可以算作红学的话，用得上史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是也。
所谓“应用红学”，不应该成为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是，真正的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研究，仍在继续中。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小说批评派红学不存在无米的问题。小说批评从文本出发，只要《红楼梦》在，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饭来。何况《红楼梦》本身——文本中，还潜伏着许多未解之谜，足够睿智之士猜上几个世纪了。不久前，邓云乡先生透露一条消息，说前些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个人闲聊，谈到有人考证林黛玉是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里黛玉的册子上，写的是“玉带林中挂”。说到这里，俞老先生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夜难为怨别人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至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老年人喜欢三国，农民喜欢水浒，知识分子喜欢红楼。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凤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有一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凤。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风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已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砚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都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曰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3页。
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见于邹弢的《三借庐笔谈》卷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红楼梦卷》。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又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5页。。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专项学科的真实内容。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已成为显学的当代红学
对一部作品的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世界上并不多见。如果一定找例证的话，只有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与之相匹比。英国有莎氏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刊英国剑桥学者Kenneth Muir主编的《莎士比亚研究年刊》，1948年创刊，至1981年共出版34辑，每辑有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参见裘克安的《莎学在英国》一文，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第344至3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每年要开规模很大的莎学讨论会。和《红楼梦》研究一样，莎士比亚研究现在也是公案迭出，漫无头绪，甚至著作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今有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如同曹雪芹的著作权不断遇到诘难一样。而且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笔下的剧中人物也有四百多个，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仿佛，只不过莎翁笔下的人物分散在三十七个剧本中，《红楼梦》一部作品里就有四百多个《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各家说法不一。诸联在《红楼评梦》中写道：“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三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参见《红楼梦卷》第119页)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本的明斋主人总评，说法同诸联，但上面有姜季南的批语：“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统计为：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共得五百十九人。吴新雷的《曹雪芹》则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江苏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燊所编《红楼梦索引》(龙门书店1983年5月初版)，用电脑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共得人物493人；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年版)则认为：“本书人物实得 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谨录以备考。。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符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设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汪堃：《寄蜗残赘》云：“《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1）
那末，究竟是何种缘由使得《红楼梦》研究能够一书以名学呢?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还是《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她与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概括言之，可以说《红楼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曹雪芹熟悉历史，痛切感到清朝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这样的封建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所以《红楼梦》成为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就虚拟一个，这就是大观园。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喜剧，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一个总结，也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个总结。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包括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嫡庶制度等，书中都有所涉及。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的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曹雪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对封建正统主义思想持决绝的批判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里出现的僧、道、尼姑不少，大都被作者写成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可见曹雪芹对世俗宗教不怀什么好感，但对宗教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广为流行的禅学，雪芹似乎兴味颇浓。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可为一例。敦敏《赠芹圃》诗说的“寻诗人去留僧舍”，大约也是指探讨佛教哲学吧，未必说明雪芹笃信宗教。而大段大段地摘引《南华经》原文，从内篇的《人间世》到外篇的《胠箧》，到杂篇的《列御寇》第二十二回写宝玉联想到《南华经》上“山木自寇”的句子，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回“巧者劳而智者忧”句，语出《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二十一回引录的“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一大段文字，语出《庄子·外篇·胠箧》。，引录之后又叫人物对景体味，足见曹雪芹对老庄思想的重视。本来么，处于文网密布的封建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著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王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2）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悟、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画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样样俱全。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宝、黛爱情从前世宿因写起，至第三回一见如故，然后因宝钗的到来顿生不虞之隙，口角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人的爱情渐趋成熟。这时，对黛玉的爱情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鸯鸳，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
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珠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3）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四期，朱毅译。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风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美国康乃尔大学K．Wong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可参阅。。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七两回缺佚。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明代渐具规模，只不过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匙。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揅经室集自序》，中华书局校点本《揅经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册。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如若获得十分正确的见解，必须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④《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戴震集》第185页。，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④。要求是很严格的，难怪清儒在古书辨伪、名物训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点上也将后无来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4）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5）
写到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争论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谈到:“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观点不谓不明确。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如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等等，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
那么红学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举出四个方面：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对此，应必诚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应文发表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艺报》第6期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回答应必诚同志的批评，继续申明原来的观点，并提出“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不久，《文艺报》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赵齐平同志的文章，支持应必诚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
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周汝昌先生的立论显得过于偏颇，应、赵的批评理由很充分，会得到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张是否也有值得重视之处呢?我说有。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红学考证对红学这门学问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说的曹学也好，版本学也好，探佚学也好，脂学也好，都是红学考证的重点范围，正是这些方面的发现、阐发、辩难、争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学者在内的大批《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变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和立论方法，说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讨雪芹原著和后来续书的异同及脂批，对历史上的红学能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具有重要意义，甚而说如果离开了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红学能否成为红学也值得怀疑，则完全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情况，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复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产生了专学，即‘红学’。比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的，难道是少?可是皆无专学之称，或虽有专学而无专名；或规模、范围、深度广度，皆远近不能与红学相比。这是何故?仅仅从这一点，就该想到：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定然有不同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之学的特殊原因。”这段话强调“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对“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有“特殊”作用，显然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就对了，与我前面阐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我向读者介绍这场争论的目的就在这里——意在说明红学考证和红学成为专门学问有直接关系。但是周先生这段话只是行文中对前文的一种不自觉的逻辑修正，论点并没有改变，还是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外的《红楼梦》研究不算红学，不知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后一点，红学之为红学，还因为“五四”以来出现一批深孚众望的毕生以研究《红楼梦》为业的学者，他们的劳动及其成果为社会所注意，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说好像是本末倒置，实则不然。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客观的，但不经过研究者的发掘、梳理、提炼、概括，形成不了一门学问。历史上许多学科的出现，都和潜心于该学科而又成就卓著的学者密切相关。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物理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科学，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卡特在 1888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命为心理学教授为标志参看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杨立能等译。。精神分析学则是奥地利的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所创立。甲骨学的对象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而成为一门专学，则是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商承祚、容庚、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裘锡圭等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长期精研撰述的结果。任何一门科学，总是学科和学者的名字并存史册。学科因学者的研究而创立和发展；学者因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而名世。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学，是和一大批红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以及后来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规、赵冈等，都以治红学闻名于世，不愧为使红学成为专学的有功之臣。而且这些学者无不以考证见长，由此可见考据方法的引入《红楼梦》研究，确是红学形成的一个因由。当然对红学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别近三十年来红学一直是热门学问，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也热心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超学科特点（1）
红学的内涵、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是多方面的，为了明白起见，下面不妨进一步从学理上略加说明。
前面在谈到《红楼梦》时，我曾说这部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红楼梦》有历史价值，同样，红学研究也具有认识民族历史的学术价值。诚然，《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但这和具有历史价值并不矛盾。世界上很多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无不具有巨大的历史深度。历史感，是成熟的文学的内在标志。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菲尔丁、雨果，都是这样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历久而不衰，而且研究莎翁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莎氏剧作中包含的历史容量有极大关系。《红楼梦》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着眼点虽然是贾家的荣、宁二府，可是又不局限于贾家，把清中叶的整个社会相和盘托了出来。
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参阅《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9页。这说的并不是溢美之词，每一条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的诸种矛盾，可以说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线，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看法，认为书中描写了多重社会矛盾，如统治阶层与被压迫的奴婢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正统主义思想的矛盾等等，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封建家族中那种明争暗斗、阴攻阳结、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兄弟相阋、叔嫂斗法、妇姑勃谿，或者如凤姐向贾琏表功时所形容的“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等“全挂子的武艺”，以及兴儿评论凤姐时说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总之人类的各种根性，社会的诸多恶习，书中都有极深刻的描写。曹雪芹的笔无异于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表面上是解剖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是在解剖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
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由于跟皇室的特殊关系，朝廷中每一细小的动向都牵动着当权者的神经。第十六回写全家人丁正在庆贺贾政的生日，忽然门吏报说六宫太监夏老爷来了，“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待宣布让贾政入朝时，“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别看贾母这个老太君，每日里在众人围绕、孝敬、奉承之下安享荣华富贵，平常万事不操心，闭目休息也有丫鬟用美人拳轻轻捶腿，但一遇朝廷有什么事情，她立即警觉起来，有时不免要“按品大妆”，准备行动。江南甄府被抄，对贾母的震动最大，书中对此有一系列描写。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在儿女喧笑的背后充溢着一种政治气氛，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
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1）
红学的学科价值还表现在，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入主，又经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创伤，但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曹雪芹时代，不仅经济达到相当的繁荣，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还感到隔膜，因此朝仪宫规尚需阉侍指点，到康、雍、乾时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儿。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为一了。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作品。同样，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红楼梦》里用很多篇幅描写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生活，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品茗、绘画、下棋、抚琴、说书、观戏、斗草、簪花、游园、宴饮等，都是封建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饮馔一般应是物质享受，但在《红楼梦》里已有所变异，有时升华为艺术，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一部分。第三十八回宝钗协助湘云做东，请贾母等吃螃蟹，是和游园、赏花、做诗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价值多于实用价值。第四十四回贾母给湘云还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写充满雅趣的饮馔方式和款仪，不在饮馔本身，因而究竟怎么吃，谁吃了些什么，只字未提。接着便大写特写热闹非凡的牙牌令，又转到游乐方面了。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寿，荣宁二府各开筵宴，宁府请官客，荣府请堂客，然后是各种形式的家宴，前后持续一周，还穿插着观戏等活动，但重点是在渲染排场和礼仪，总离不开文化的内容。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曹雪芹一方面把艺术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艺术化了。谓予不信，刘老老赞不绝口的那种“茄鲞”，哪位依法按料做一个试试?恐怕未必成功。
《红楼梦》中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关于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直接描写中，更主要的是书里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长期是一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亲亲尊尊，根蒂连结，单独的个人无以立足，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见出性格。《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围绕贾府这一封建大家族旋转，纵横捭阖，互相勾连，生出无穷故事。所谓晴为黛影，所谓袭为钗副，既是写人物的一种手法，又是同处一家族环境中人物性格的表现。书中众女子，各代表不同的文化层次，高低、贵贱、雅俗、文野，彼此互为区别。贾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素质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稍次之，但也不乏优良的教养，只是各有偏长罢了。同是服侍主子的丫鬟，袭人、紫鹃、平儿、鸳鸯，个性互不相同，但性情教养中又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她们自己不能读书识字，却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完全是环境习染所致。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儿、翠缕、玉钏等小丫头，耳濡目染，也无异于“郑家诗婢”。第六十二回小螺、芳官等几个人斗草，这个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两部戏曲名著的名字脱口而出；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顶撞她嫂子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贾府的不识字的丫鬟也有一定文化素养。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2）
文化是个大概念，言谈、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仪表、服饰，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风貌。刘老老误把子儿当做凤姐，不单是看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恐怕也和平儿的举止不凡有关。就连与诗书无缘的凤姐，心机、锋芒、手段固然胜人一筹，甚至有撒泼打滚、胡搅恶骂的表演，另一方面也极善处理老幼尊卑各种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封建大族的一定教养。贾母说：“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贾母说的“高低”，即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象征文化教养的“礼”。凤姐的特点，是不知书却能达礼。当然，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由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礼记·乐记》写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前者可为黛玉写照，后者可为宝钗拟形。一个代表艺术精神，一个代表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贾家被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刚好和钗黛两个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性格协调起来。
贾宝玉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书中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脱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反，他的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自不待言，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的一面。例如处理人际关系，他是很自如的，不是搬用什么处世之道，而是已成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做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只对女孩子，对兄弟子侄也一视同仁，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示意贾兰离去。宝玉见此情景也起来告辞，说明他不愿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则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表现出忍让克己的特点。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宝玉的修养，完全是中国式的为人行事的方法，无疑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包括对爱情的执著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不得已便用庄禅解脱自己，也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共性。
《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二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易时相通。想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读《红楼梦》应是最方便的途径。《红楼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研究，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自可想见。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最富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不理解《红楼梦》就不容易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仅就文学成就而言，三百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大家名世，优秀作品汗牛充栋，何独《红楼梦》最有典范意义?当然，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无论何种文学样式，一旦走向成熟，都具有典范意义，而且它的高峰是不可企及的。但文学本身有历史的承继性，后来的作家总是要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因此越是晚出而又能达到高峰的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的成分越多，对一国文学来说，其典范意义也就越发突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曹雪芹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不选择诗、词、曲、剧的形式，选择了小说，这是他的聪明处。如果他当初想以诗、词、曲、剧创作名世，恐怕文学史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显赫。明、清两代是小说的繁盛期，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以及《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提供了先鉴，曹雪芹有条件把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推向高峰。
小说的特点是容量大，可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时间和方位不再限制作家的手脚，古今中外可以连成一片。同时，小说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也可以伴随人物的活动包容在小说之中。《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很多，而且不是通常小说中的回前诗和开场诗，而是货真价实的创作，虽然有一部分是代作品中的人物拟的，也可以看到雪芹的诗才。张宜泉称雪芹“工诗”，脂评也说“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当不是虚谈。
总之，从《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曹雪芹的多方面的才能，这是他的前辈作家不及他的地方。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里写诗、填词、度曲，屈原、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却不能在他们的诗词中写小说。文学形式的演变，总是使作家的创作天地越来越广阔，后来的典范虽不能代替先前的典范，却能够包容先前的典范的一些因素，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我们在《红楼梦》中都能找到。作者经常用写诗的手法、写戏剧的手法或者绘画的手法，来写他的作品。人们常说戏剧和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殊不知《红楼梦》也是综合艺术，而且综合的东西比某些戏剧和电影要多得多——她把中国传统艺术、整个古典文学都综合进去了。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1）
由于《红楼梦》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如果对这部作品提供的艺术经验进行深入的理念性的探讨，对了解本民族文艺学的特性，从理论上建设中国文艺学这一学科大有好处。
中国文艺学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文艺学不同于西方的文艺学，也不同于印度的和日本的文艺学，虽然许多规律是相同的，但强调的重点和表述方式我们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实用理性思维和思维的直观性，到底是不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学术界有争论，且不去管它。但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社会效益，特别是重视作品的正心清欲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相信灵感思维，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则有充分的审美资源的依据。作品艺术形象的构成，客观物象固然离不开，但创作主张倾向于突出意境和意象，这和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对艺术的理解，则崇尚妙悟，提倡心领神会。《文子·道德篇》说：“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被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意游神会，也就是悟。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务求简约，不求穷尽，点到为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和主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者所以得意，得意而忘言”的老庄哲学，以及禅宗的“不立文字”互为表里。形诸文艺学的概念，大都具有象征性、不确定性，如气、韵、格、调、风、骨、神、味等等。这些特征，《红楼梦》都有所表现。书中或直接或间接陈述曹雪芹的艺术见解和美学主张的言论，研究者注意得比较多，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中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探讨得就不够了。
这里不妨以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为例略加分析。这一回先写宝玉和众姊妹搬入大观园之后的欢乐情景，接着写宝玉的根源于心理变化的苦闷，所以让茗烟到坊肆中买了许多古今小说、传奇脚本。然后便是宝、黛在沁芳闸桥边共读《西厢》，两个人借景传情，构成《红楼梦》中最旖旎的一段文字。正在这时，袭人走来传贾母命，叫宝玉去看望贾赦，于是黛玉一个人闷闷的若有所失，不知往哪里去好。
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脚边，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因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
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
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我们应该感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惟妙惟肖的艺术欣赏达到共鸣的图画。不仅写出了共鸣现象本身，还写出了由欣赏达到共鸣的全部过程，包括欣赏者艺术领悟和艺术理解的各个层次。
开始是听者无心，两句戏文不过偶然吹到耳内，黛玉仅仅感到“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听了“良辰美景奈何天”两句，才“点头自叹”，意识到戏里也有好文章，但忽然想到了“世人”，没有和自身联系起来，说明尚未入境。听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开始“心动神摇”，渐渐进入艺术境界。接着又进一步，由“心动神摇”到达“如醉如痴”，几乎不能自持，竟一蹲身坐在山子石上，反复咀嚼戏文的滋味。至此，黛玉作为欣赏者已经完全被汤显祖的戏曲艺术所征服。可以想见，黛玉一定是结合自己的身世际遇和到贾府以后的生活经验，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的。艺术欣赏过程到这里本来可以完结了，不料《红楼梦》作者另出己意，让黛玉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展开一系列丰富的联想，用欣赏者的艺术经验尽量加以印证和补充，把艺术欣赏中的共鸣推向极致。这就是“忽又想起”古人诗句，即唐代崔涂《旅怀》诗中的“水流花谢两无情”；“再又”记起前人词中的句子，即李煜《浪淘沙》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方才”和宝玉共读《西厢》看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一时间都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整个过程，始而“点头自叹”，继而“心动神摇”，最后“心痛神痴”，渐次深入，情感渗入得越来越多，终于情景交融、主客一体、物我两忘，达到艺术领悟的制高点。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2）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形容欣赏者的情感渐次变化时，连用了三个“不觉”，就是说，艺术欣赏中的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感情变化，是不自觉的，目的性让位给无目的性。理解的方式主要是感悟，自由联想代替了逻辑推演。文化素养构成了艺术欣赏深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林黛玉，而是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世人”，即使看到《牡丹亭》的演出，也不一定产生共鸣，至少不会如此强烈，达到这样高层次的境界。我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领悟到和总结出多少文艺学的大道理啊！
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一向讲究意境，不仅创作中多有表现，理论上也有概括。最突出的是王国维，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段话见于署名山阴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据赵万里先生说，序文实系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人间词话附条》及徐调孚的“重印后记”第256页、第261页。而在谈元杂剧的特点时又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第74页。王国维对意境这一概念解释得最明确，而把“意与境浑”看做文学的上乘，是很有见地的，但他没有谈小说。小说是否也有意境?有，《红楼梦》中例证很多。第二十六回，宝玉与黛玉《西厢》戏语不久，两个人都在情意缠绵之中。一天，宝玉无精打采，“顺着脚一径来到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地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这一段描写，意与境完全融为一体，景都是为情而设，目的是写出林黛玉春困幽情的意境。湘帘、翠竹写其幽，黛玉长叹写其情。第三十回龄官在蔷薇架下画“蔷”，是表现她的痴情，而宝玉在花架外面看龄官画“蔷”竟忘记自己被雨淋湿，说明宝玉之痴胜过龄官。整个一大段文字都是为了化出一个情痴的意境来。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三十五回，黛玉立于花荫之下，远远地望见贾府很多人都去怡红院看望被打的宝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身世，伤心得哭起来了。紫鹃劝慰再三，才回到潇湘馆。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
苏东坡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着一‘见’字而意境全出矣”。看了上面这段描写，也是“意境全出矣”！如果把“境”区分为物境、意境、情境的话，那么潇湘馆中的竹影、苔痕当是物境，征引《西厢》的词句是情境，黛玉自叹是意境。但在这里，物、情、意三境是化而为一的，同为黛玉而设。鹦哥的长叹和诵诗，则又把已化出之意境重新渲染、叠印、深化，使物境全部情意化、人格化，然后又通过黛王隔纱窗戏鹦哥把已成之境淡而化出。其中，鹦哥诵《葬花吟》是诗境，黛玉隔纱窗戏鹦哥是画境。此等妙文，只有曹雪芹才写得出。明人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试看《红楼梦》中这类描写，可谓意境融彻，因而真味无穷。脂砚斋在一条批语中也说过：“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至于用画家的笔法写小说，几经皴染便成一写意画或工笔画，一部《红楼梦》中更是多多。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数不尽的好课题。
《红楼梦》写人物尤其不同凡响，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之大成，创造了极为丰富的艺术经验。人物的语言的充分个性化，使读者根据说话人的声音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人物，研究者多有指出。至于人物形象的生动、逼真、传神，每个读者都留有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写人物常常是一击数鸣，一笔多用。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3）
例如第二十九回，贾母带领全家人等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送给宝玉一盘子贺物。地点是清虚观的楼上，贾母及众姐妹都在。宝玉于是叫小丫头捧着贺盘，他用手翻弄，一件件地拿给贾母看，说这件怎么样，那件怎么样。忽然贾母从盘子里发现了一件金麒麟，便伸手取出来，笑着说：“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贾母对哪个女孩子带什么饰物是关心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宝贝孙子贾宝玉的脖颈上系着一块玉，但因年纪大，没有记清楚是谁带的，所以说“好像我看见”。这写得很真实，完全符合贾母的年龄、性格、思想。薛宝钗马上接过去说：“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钗自己有金锁，她自然注意别人带什么东西，不仅记得，连大小都一清二楚，可见用心之细。这并不奇怪，因为她的金锁是为了将来找有玉的配，这在第八回就作了交代，所以第八回的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宝钗在此场合表态，一来是博取贾母欢心，同时也说明她对饰物的关心，内心活动是相当复杂的。是否也担心贾母过于重视金麒麟，因而情敌中又多一史湘云?黛玉是有此想的，宝钗似也略有所动，只不过隐而不露罢了。宝钗一说，一下子提醒了贾母：“是云儿有这个。”证明贾母确曾看见过史湘云戴金麒麟，只不过一时未想起来。宝玉听宝钗、贾母说了以后，甚感诧异，说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这是实在话。他痛恨金玉之说，谁带什么根本不留意，怎么会看得见呢?探春接过去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理家时杀伐决断的三姑娘，够精明的了，但她对宝钗记忆力的评价却有一点欠深刻。所以林黛玉立刻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一语道破，纯是黛玉口吻，锋芒、率真、急切心情跃然纸上。宝钗听黛玉如此说，便回头装没听见，正合“自云守拙，人谓装愚”的性格，但内心怕是也很难堪吧。宝玉此时的动作也很有意思，他听说湘云有这个东西，便悄悄把贺盘中的金麒麟揣在怀里了。而且一边揣一边又怕黛玉看见，于是拿眼睛来瞟人，结果黛玉恰好看见，正向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很不好意思，马上又掏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说是好玩是真的，宝玉的用意原是拿回去和史湘云比并玩耍一番；至于说给黛玉戴，那倒是敷衍之词，他未必不了解黛玉如是。所以黛玉说“我不希罕”。宝玉还是揣了起来，说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反证了宝玉的用意。
这段文字在书中只有一百六十个字，枢纽是金麒麟，每个人只说一句话，但贾母、宝钗、探春、黛玉、宝玉五个人性格全活跳出来。不过是平常的几句对话，却让人感到紧张，富有戏剧性。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不妨拿来一比，写人物达到如此境界的我想不易找到。还有《红楼梦》作者写入物时善于同中见异、异中有同、相似而不相同、叠影而不重复的本领，也足堪赞叹。
黛玉、宝钗、湘云三个人在贾府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大体上是相同的，所受教育也基本相似，性格却迥然有别。如果说黛玉的性格和人生是艺术化的，宝钗则是社会化的，湘云可以说是自然化的。元、迎、探、惜四位小姐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就更明显了。元春之贵，迎春之懦，探春之敏，惜春之僻，书中反复刻画。服侍小姐的丫鬟们，一个个伶牙俐齿，俏丽多姿，远远望去，实难区分，但为人、行事、言谈、举动，即气质和个性，又千差万别。如晴雯的锋芒，袭人的阴柔，平儿的宽和，鸳鸯的刚烈，紫鹃的笃厚，每个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总不见雷同。晴雯和小红口角都很厉害，但晴雯清高，小红浅薄。论才干，探春和凤姐旗鼓相当，但一个文，一个野，所以凤姐承认探春比她还厉害一层。《红楼梦》从不把人物简单化，惯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薛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袴子弟，打架斗殴，行为放诞，但内心深处时有忠厚的一面。柳湘莲救他一命，便忘却旧怨，只颂恩德，为湘莲出家当众落泪，茶饭不进。贾珍固然不好，可是秦可卿死后他“哭的泪人一般”，公开失态，倒也说明他对秦可卿不乏真情实感。至于宝钗的丰富内涵，使得研究者和读者长期聚讼纷纭，褒贬万殊，迄无定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太丰富了，简单的线性思维绝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红楼梦》里的许多女子，才貌都相当出众，但作者在写法上采取的是传神写意的手法，经常把具象抽象化，把形体灵动化，把相貌神韵化，把环境意象化，给读者若即若离之感，留有充分的想象余地。
黛玉的相貌自然是绝顶出众的，但翻遍全书，竟找不到关于黛玉相貌长得如何的具体刻画，甚至面孔是长是圆，眼睛是大是小，身材是高是低，皮肤是黑是白，都未涉及。只在第三回进贾府时，通过宝玉的眼睛，说她形容特别，连用了五个排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眼睛写到了，但只说是一双“含情目”，作“似喜非喜”状，绝口不提形状大小及眸子光暗深浅。眉毛像一抹轻烟，粗细、长短没有说明。到了第七十四回，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快结束了，才又通过王夫人的嘴，说晴雯的“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反过来说，就是黛玉的眉眼有点像晴雯。但晴雯的眉眼是什么样的?书中没有写。当然晴雯长得是好看的，凤姐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贾母也说：“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得到凤姐和贾母这样评价，晴雯模样的出众可想而知，在丫鬟队中她够得上群芳之冠了。而林黛玉的眉眼像晴雯，由此也可知黛玉的美貌。作者这样写，就是艺术表现上的含蓄、不求穷尽，留空白、留余地，调动起读者的想像力和作者共同创造人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4）
写史湘云更奇，压根儿没讲湘云长得什么样，面孔、眉毛、眼睛、嘴巴，都未作正面刻画，一个字也没有提起。第二十一回写湘云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写到了头发、臂膀，没有涉及面容。第四十九回写湘云雪天的装束：“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脱了褂子，“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花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见得蜂腰圆背，鹤势螂形。”从外到里，衣着打扮写得细极，就是不及相貌。第六十二回湘云醉卧芍药捆，从别人的眼里看是：“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办枕着。”不独未及面孔，连身体形态也不着一笔。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都是湘云的身外之物。再就是作者写她好笑，喜欢讲话，又有点口吃。全部关于史湘云的外貌描写就是这些了。可是《红楼梦》的读者都觉得湘云长得不同一般，与黛玉、宝钗相比，鼎足而三，难分高下，不好硬说谁比谁更出众一些。
《红楼梦》里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规律太多了，岂止人物写得好，其他方面也不乏独创之功，不愧为文艺学极为丰富的原料的宝藏，从这方面深入发掘，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很大的，红学研究在这里尚有不易穷尽的用武之地。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红学之所以具有学科价值，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也有一定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这番经历，使他在转折中和对比中了解了人生；后来走出家庭，东渡留学，然后又弃医学文，投身文学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直接相关。一个大作家的造成，除了必需的其他条件，作家本人的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
曹雪芹的一生是富于传奇性的，生活道路比鲁迅不知曲折多少倍，遭遇的家庭变故和政治打击，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他的祖上是从龙入关的皇室近臣，特别是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时期，他的家族达到鼎盛，如《红楼梦》中形容贾府时所说的：“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极度荣华富贵中度过的。但是后来，随着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曹家受政治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雪芹社会地位大降，晚年竟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身微运蹇、贫困潦倒的生活。由饫甘餍肥的富贵之家，一变而为“举家食粥酒常赊”；从地处江南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来是朝廷的宠儿，现在是“坏了事”的罪犯的后裔。这种“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生活巨变，这种堪称“大阅历、大悲欢”的人生经历，这种“翻过筋斗”的社会阅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契机。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阅历的，没有大阅历绝成不了大作家。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代表性。中国过去讲究穷愁著书，认为文穷而后工，不是没有道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这段名言，经常为人所称引，其实后面接下去还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著书舒愤的观点。司马迁身受腐刑而撰写《史记》，就是实践他的主张。作为参证，恩格斯也讲过“义愤出诗人”的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就是穷愁著书、发愤著书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启发我们了解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品产生的一般过程。
最后，我想强调《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成熟形态，这一点，对认识红学的学科价值有关键意义。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是成熟形态还是不成熟形态，直接关系一门科学的理论建设。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就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的最成熟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25页至726页。《红楼梦》自然不同于《资本论》，我引用马克思的话带有一定的比喻性质，但马克思概括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红楼梦》是古典文学的总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古代文学中某些“只是征兆的东西”到《红楼梦》里“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比如语言的艺术和写人物的艺术等等。因此，研究《红楼梦》犹如解剖高等动物，可以为理解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红学是一个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学科。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1）
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因此小说《红楼梦》自然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则红学的“红”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独《红楼梦》如此。但是，红学还是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有曹学之称。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②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②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
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至3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曹学呢?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1）
问题的关键，还是曹雪芹本人的身世经历有其特殊性，他的家族的历史有其特殊性。
曹雪芹本人身世经历的特殊性，首先在于我们对他的身世经历知道得太少。1921年以前，很多人并不知道或者说还不能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第一回胪列书名一段文字，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载，只说“披阅”和“增删”，没有指明就是曹雪芹所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红楼梦》首次排版印行时，程伟元在卷首写道：“《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1页。采取的是阙疑的态度。嘉庆刊本《绮楼重梦》的作者兰皋居士则说：“《红楼梦》一书，不知谁氏所作。”②分别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45页、第53页。讷山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增补红楼梦》写序，也认为“《红楼梦》一书，不知作自何人，或曰曹雪芹之手笔也，姑弗深考”②。即使有的记载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持比较肯定的态度，也是辗转相传，没有真凭实据。而且曹雪芹为谁，大都“不尽知也”西清，《桦叶述闻》，《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有的说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有的记载又说是曹寅的儿子。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袁枚：《随园诗话》(上)卷二，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尗坎校点本。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和曹雪芹同时略晚，曾任江宁知县，他辞官后卜居的小仓山也在江宁，照说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然而却大成问题。把雪芹说成是曹寅的儿子固属弄错辈分，《随园诗话》的另一版本称大观园就是他们家的随园道光四年(1824年)刊本《随园诗话》，在“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后面，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段文字，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3页。，也是以讹传讹。《枣窗闲笔》的作者裕瑞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页。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曹雪芹相貌的惟一记载，但又是听“前辈姻戚”说的，不过是传闻，究竟可信与否，无法确定。至于曹雪芹叫什么名字，雪芹二字是字还是号，裕瑞承认都“不得知”。此外还有说雪芹的后人因为贫穷，陷入嘉庆年间的林清逆案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5页。因而被杀的等等。总之，曹雪芹的真实身份和具体生活经历，从《红楼梦》问世到晚清，长时间湮没无闻，只停留在传说阶段；便是前面提到的几则有关记载，有的也是后来发现的，因当时的风气，小说、戏曲不过是消遣书，人们并不特别关心作者究竟是谁。
直到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才有了一个极粗略的轮廓。胡适把考证结果概括为五点：(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9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这五点，是根据《雪桥诗画》、《八旗文经》和《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证出来的，比较接近曹雪芹的真实情况胡适：《红楼梦考证》原文中还列有第六点，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已牵涉对《红楼梦》的看法；关于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主要是前面五点。。不久，胡适又得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的稿本，里面除有《熙朝雅颂集》曾收录的《佩刀质酒歌》和《寄怀曹雪芹》外，还有两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一首是《赠曹芹圃(雪芹)》，全诗八句为：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另一首是《挽曹雪芹(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2）
前一首诗的标题透露出，曹雪芹又叫曹芹圃，这在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短缺的情况下，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发现。后一首诗表明曹雪芹活了四十多岁，胡适假定为四十五岁，因为“四十年华”只能是举整数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96页至298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孤儿渺漠魂应逐”句后有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说明曹雪芹曾有一个先他而逝的儿子，同时还有个续娶未久的新妇。1928年，胡适购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依据脂批，认定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除夕，改变了卒于甲申的说法。
关于曹雪芹，胡适的考证主要就是这些，这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大收获了。不过，即使这样，我们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知道得还是太少。知道得少，于是就想多知道，因而曹学便发达起来了。而且胡适的考证，遗留下许多疑点，更增加了人们解疑问难的兴趣。比如，胡适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对的，但怎么知道是曹的儿子?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曹颙的儿子?胡适没有回答。关于雪芹的卒年，胡适始主甲申，后改主壬午，到底哪个对?至于生年，胡适说“大约生于康熙末叶”，即公元1715年至1720年之间。然而根据呢?还有，雪芹是什么时间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到北京以后做了些什么?上过学吗?跟敦诚、敦敏那样熟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死的时候在北京西郊?何时、什么原因促使曹雪芹要到北京西郊去住?西郊范围甚大，曹雪芹具体住在哪里?新妇是谁?何时结的婚?等等，等等。问题成串、成堆，都需要给予解答。如果说雪芹的名、字、号问题还是小问题的话，那么回到北京以后曹雪芹的行踪，就是与创作《红楼梦》有直接关系的大问题了。
当然受资料的限制，胡适不可能一一求得答案。而没有答案的问题，正是学者的兴趣所在和责任所在。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全部解决，甚至大部分都没有解决，所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具有一定吸引力，有的研究者自称是曹学家，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1）
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在清代尤其康熙统治时期，可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名气好大，所以比较早的关于曹雪芹的传闻，都是把雪芹和曹寅联系起来，甚至误认为雪芹是曹寅的儿子。雪芹的好友敦诚是了解情况的，他在《寄怀曹雪芹》诗中也特意加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四松堂集》卷一：《寄怀曹雪芹》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夹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在纪念曹雪芹的诗里专门点出曹寅，可见曹寅其人的重要以及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是不行的。不仅因为曹寅是雪芹的祖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曹寅也有大可注意之处。
史料记载，曹寅自幼颖慧，四岁能辨声律《上元县志，曹玺传》称：“寅，字子清，号荔轩，四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十几岁时，“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被称为“神童”顾景星：《楝亭诗钞》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本”《楝亭集》卷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寅二十七岁，由銮仪卫治仪正兼第三旗鼓佐领，协理江宁织造，次年即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任江宁织造，至五十一年卒于任所，只活了五十五岁。他的政绩是很出色的，不仅皇帝赏识，同僚也给予好评。江宁知府陈鹏年与他的关系并不好，但皇帝因听信总督的谗言，要杀陈鹏年，曹寅立即为之辩诬，免冠叩头，血被前额。苏州织造李煦怕曹寅触怒康熙，悄悄拉他的衣角，曹寅不听，愤怒地看着内兄李煦说：“云何也?”接着又叩头坚请，至碰阶有声，终于使陈鹏年得到赦免参见《耆献类征》卷一六四：《陈鹏年传》。。这一勇敢的义举，一直被当世以及后人传为佳话。还有前引袁枚在《随园诗话》里的记载说，曹寅每次出去，都要带一本书，不停地观玩。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好学?他说：“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袁枚：《随园诗话》(上)卷二，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可见曹寅的性格和为官的风貌自有不同寻常之处。
曹寅的文学造诣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值得我们注意。他能诗，擅词曲，今存《楝亭集》包括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文钞一卷，只是曹寅文学创作的极小部分。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里说：“子清官侍从时，与辇下诸公为长短句，兴会飙举，如飞仙之俯尘世，不以循声琢句为工，所刻《楝亭词钞》仅存百一”参见《雪桥诗话》三集卷四第20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487页。，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关于曹寅的诗，顾景星说是：“清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分别见顾景星、杜为《楝亭诗钞》所写的序，《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杜苍略说曹寅“以诗为性命、肌肤”，须臾不离分别见顾景星、杜为《楝亭诗钞》所写的序，《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当是纪实之言，而非虚美之辞。曹寅还写过《续琵琶》的剧本，以蔡文姬与配偶董祀的离合为线索，公开表彰曹操追念蔡中郎，义敦友道，在演出时也不让阿瞒涂上粉墨，真不啻戏曲史上的创举。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样做是因为曹寅和曹操同姓，“故为遮饰”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第21页，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3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显然这是误解。刘廷玑曾为之辩护，说：“夫此一节，亦孟德笃念故友，怜才尚义豪举，银台(指曹寅——笔者注)表而出之，实寓劝惩微旨，虽恶如阿瞒，而一善犹足改头换面，人胡不勉而为善哉。”④郭沫若1958年发表历史剧《蔡文姬》，把曹操写成贤明丞相，抹去了曹操脸上的白粉；殊不知，戏剧史上第一个给曹操抹去白粉的不是郭老，而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一点，《续琵琶》的开场词就已经交待明白：“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而《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竟指着史湘云向薛姨妈说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可真是信不信由你，《红楼梦》里的人物直接点出了曹寅的《续琵琶》，而且由贾母以回忆往事的方式点出，足见曹雪芹受曹寅影响之大，《红楼梦》的写作与曹寅的生平事迹不无关合之处。曹寅认为自己的曲写得最好，词差一些，诗又差一些。《红楼梦》中的诗、词、曲，也存在类似特点，如果不是巧合，更说明雪芹与他祖父在文学上有渊源关系。
曹寅同时还是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藏的书，据《楝亭书目》著录，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分三十六大类，仅“说部类”就有四百六十九种。后来这些书散佚了，乾隆中叶有人从琉璃厂买回的书中，发现上面有曹楝亭的印章李文藻：《南涧文集》上卷《琉璃厂书肆记》。。曹寅刻的书也不少，自己的诗钞、词钞除外，著名的有《楝亭五种》和《楝亭十二种》。《楝亭五种》包括《类编》十五卷、《集韵》十卷、《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重修广韵》五卷、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楝亭十二种》包括《都城纪胜》一卷、《钓矶立谈》一卷、《墨经》一卷、《法书考》八卷、《砚笺》四卷、《琴史》六卷、《梅苑》十卷、《禁扁》五卷、《声画集》八卷、《后村干家诗》二十二卷、《糖霜谱》一卷、《录鬼簿》二卷。搜集的都是世不经见的书，但都属于文化艺术的范围，使这些书得以流传，功德自是无量。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2）
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刊刻的。章学诚说曹寅刻古书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章学诚：《丙辰札记》，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全唐诗》和《佩文韵府》，都是曹寅一手经营而成，实在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康熙朝兴文教，先后整理刊刻的类书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图书集成》等；总集有《全唐诗》、
《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而曹寅主持刊刻的独占其二。难怪当时的一般文入学士那样推崇曹寅，包括名重一时的耆老宿儒，也以与曹通政荔轩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故称。相互赠答唱和为荣。现存《楝亭图咏》四卷，在上面题咏者有四十五家之多，大都是儒雅名流，如叶燮、姜宸英、徐乾学、毛奇龄、王士禛、邓汉仪等。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和曹寅有过诗文应酬或官场交往的文化名人近二百人左右刘长荣：《玄烨和曹寅的关系的探考》，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期。，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所以程廷祚在《青溪文集》里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又说：“及公辖盐务于两淮，金陵之士从而渡江者十八九。”程廷祚：《青溪文集》卷十二。
和曹寅相过从的文人学士中，不少是对清廷不满的明遗民，他们之间交往过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是那些遗老耆宿转变了立场，向官运亨通的曹通政攀附，还是曹寅出于某种原因向那些“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认同?它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构成是否有一定牵连?这些，历来是红学家最感兴趣的课题。考证派红学家感兴趣，索隐派红学家更感兴趣。看来研究《红楼梦》不了解曹雪芹不行，而研究曹雪芹不了解曹寅，也不能使研究深入一步。红学之外或者说之中而有曹学，殆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曹寅与明遗民及江南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何接近，康熙皇帝对曹寅仍旧信任有加，不仅不疑，反而当作股肱近臣，格外赏识。江南一带的细小之事，他让曹寅及时奏报②③④⑤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9页、第78页、第23页、第98页、第10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织造任上有亏空，他嘱咐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②。甚至南巡这样的“核心机密”大事，也提前向曹寅通报，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③。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玄烨南巡六次，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中，都是曹寅接的驾。曹寅病了，康熙派驿马星夜去送药④。曹寅死了，康熙还说曹寅的好话，降旨说：“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⑤于是命曹寅的儿子曹颙继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原来曹寅死后，江宁的士民、机户、车户、匠役和杭、嘉、湖的丝商，围住了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公馆，称颂曹寅的善政，吁请曹颙继任织造《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0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这一举动吓坏了巡抚郎廷极，当即报告了康熙。如此说来，曹颙继任织造莫非是康熙顺从民意，不得不这样做?只要看看在立储问题上康熙是如何决断，就知道这位君主并不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何况在封建政权眼里，请愿不过是聚众闹事的另一种形式，康熙不会看重这些的。说到底还是对曹寅的印象好，由其父荫及其子。
在封建社会，一个简派到地方上的官员，皇帝说好，同僚说好，老百姓也说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曹寅这个历史人物，从红学以及不从红学的角度，甚至不牵涉曹学，也值得研究。
曹寅的父亲曹玺也很受康熙的赏识。曹玺的夫人孙氏曾给幼年康熙当过保姆，凭借这层关系，曹玺得宠不足为怪。不过，曹玺主观条件也是很优越的，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②《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页至3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早在顺治统治时期就已经提升为皇室的侍卫，后因跟随摄政王多尔衮在山西立有军功，又升为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被简派为江宁织造，政绩卓著，“积弊一清”，把织造局的乱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朝野都非常满意。《江宁府志》的《曹玺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②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寅的历史地位（3）
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主要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朝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曹玺之前，每三年更换一次，由于曹玺工作得好，才改成“专差久任”。康熙十六、十七两年，曹玺向玄烨汇报工作，讲江南的吏治情况《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页至3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深得康熙好评，当即，“赐蟒服，加正一品”，并送给一块写有“敬慎”二字的匾额。康熙二十三年，连续做了二十一年江宁织造的曹玺病故了，恰好赶上玄烨第一次南巡，亲自到织造衙门“抚慰诸孤”，称赞曹玺说：“是朕荩臣，能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熊赐履：《经义堂集》卷四“曹公崇祀名宦序”，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303页。康熙的这一考语，证明曹玺、曹寅父子在织造任上，确负有在江南一带沟通满、汉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使命。应该说，他们的这一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曹玺做得好，曹寅做得更好。
就一般读者的眼光而言，知道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或者再进一步，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有所了解，就足够了。但红学家们可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继续上溯，非把曹雪芹的家族世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已上溯到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和祖父曹世选，并说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0页至211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则提出，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咸宁里，上溯可以查考的只能到曹世选的父辈曹登瀛，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他列出了一个详尽的“丰润曹氏世系表”，推断曹家归旗的年代十分湮远，可能是辽、沈一带的边民被虏为奴所致，先世虽为汉人，后来已与满人无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旧版第115页至131页，新版第111页至140页。。《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九年后的1962年，周汝昌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补上了《新证》的空缺，把雪芹家世从曹世选上溯到十七世，认为北宋时的大将曹彬是曹家的始祖③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第二节：“‘将军后’和‘辽阳一籍”，载1962年1月30日《光明日报》。。曹彬是河北正定县人，第三子曹玮在江西做官，又四传到曹孝庆。曹孝庆的五代孙曹瑞明和曹瑞广，因生活所迫重新流落到河北，哥哥瑞明在丰润县咸宁里八甲落户，弟弟瑞广继续北上到了辽东和铁岭一带。曹世选就是铁岭曹氏瑞广的七代孙。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位于赫图阿拉，两年后大败明军，又一年陷铁岭。“曹世选这时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好小伙子，遂为金兵俘虏”③，成了王贝勒的奴隶，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满语奴隶为“包衣”，意思是“家里的人”，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和曹寅死后，曹颐在奏折中说的“奴才包衣下贱，自问何人，敢擅具折奏”《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0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正好对景。到了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长大以后，才有了“出身”，因从龙入关有功，于顺治七年任山西吉州知府，不久升任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逐渐发达起来。周汝昌先生在通贯曹雪芹家族世系的基础上，着重辨明原系汉族的曹家，被俘后编入的是正白旗，而不是“汉军旗”，因为明朝的降兵和汉人军队才编入汉军旗籍，这与早年被俘的已成为“家里人”的曹家是两码事。可以看出，通过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研究，清朝开国史上的一些繁难的官职和制度问题，也随之提出并解开了一些疙瘩。在这点上，红学向史学靠拢，曹学专家和清史专家互相认同。
冯其庸不同意周汝昌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提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后迁沈阳。他依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及有关史料，考定曹俊是曹雪芹的始祖。曹俊约生活在明朝的永乐至天顺或成化时期，即公元1403至1465年左右，系由明朝的军官归附后金的。曹俊有五个儿子，顺序为曹异、曹仁、曹礼、曹智、曹信，雪芹的上世是曹智这一支，即第四支。但《五庆堂谱》中三支最详，四支曹智以下缺四至八世，至曹世选已经是第九世了。冯其庸认为曹家开始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参见冯其庸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一、三、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70年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赵冈和陈钟毅撰写的《红楼梦新探》，也以《五庆堂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据，论定曹雪芹的始祖是曹良臣，不同意周汝昌的“丰润说”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1至7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按《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始祖是曹良臣，元末朱元璋起义军的名将，赵冈依该谱自然认为曹良臣是雪芹始祖。冯其席经考证，确定曹良臣只有一个儿子曹泰，《宗谱》中所谓曹良臣有泰、义、俊三子是不可靠的，认为曹俊和曹良臣无关，因此说雪芹始祖不是曹良臣，而是曹俊。。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时，主要从《丰润县志》获得材料，提出雪芹籍贯河北丰润，后来发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已看到了一部《丰润曹氏宗谱》。所以，就有一个《丰润谱》和《五庆堂谱》何者可信的问题。周汝昌在新版《红楼梦新证》“籍贯出身”章的附记中写道：
到底信哪个谱?在这里又是我和他(指《红楼梦新探》作者赵冈——引者注)看法各异。拙见认为，辽东《五庆堂谱》编次曹锡远于智之系下，当中隔断五世，关系不清，骤然突接，我还不能无疑。而丰润谱却就是曹寅屡次亲口称为“骨肉”的“冲谷四兄”家。相信谁呢?我宁愿相信曹寅在康熙年亲口所说的话，而不敢轻信同治年增修《五庆堂谱》的那种五世空白的“接续法”。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138至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那末，“到底信哪个谱?”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似不好遽然论定。好在曹世选以下脉络是清楚的，各家看法并无异见。请看，光是雪芹的籍贯、出身、世系、旗籍，就有这许多纷争，使人莫衷一是，足见曹学是个极麻烦的题目，难度远远超过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也许，这正是曹学之为曹学的吸引人之处?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1）
当然，真正吸引人的，需要我们给予极大注意的，是曹家的荣华富贵并未持久，康熙朝达到顶峰，雍正上台以后便急转直下，终于被抄家没产，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悲惨局面。
曹寅是康熙五十一年病故的，曹寅死后，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但曹颙短命，在织造任上不到三年便去世了。康熙对此也感到很痛惜，传旨道：“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曹颙是曹寅的独子，为了保全曹家，康熙命从曹荃的诸子中过继一个给曹寅，并说要“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②。根据曹寅的妻兄李煦的建议，选中了曹荃的第四子曹，于是又由曹继任江宁织造。种种迹象表明，曹的才干远逊于曹玺和曹寅，和曹颙也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康熙似不甚喜欢，但还是加以关照和爱护康熙五十七年在曹赖请安折上的一条朱批写道：“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49至150页。。曹寅织造任上留下了几十万两的大亏空，别人攻讦，康熙却回护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6页。什么“情由”?还不是四次接驾造成的!《红楼梦》中李嬷嬷说的：“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肯定是曹雪芹的“史笔”。这种“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事情，皇帝本人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所以康熙说他知道“其中情由”，并几次恩准李煦代管盐差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8页、119页、144页、145页。，帮助曹颙和曹补完亏空。但曹就任织造仅七年，康熙帝就驾崩了，曹家失去了荣华富贵的保护伞，处境陡然大变。
曹家是否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皇室闹剧中曹家表现出什么倾向和态度，可以姑且不论，雍正上台后明显地厌恶曹，进而一步步加以整治，则是确定无疑的。
雍正元年，曹进洒金笺纸三百张、乳金宫绢四十张、洒金绢六十张、湖笔四百枝、锦扇一百柄，雍正未予理睬③④⑤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6至157页、158页、161页、162页、163页、164页、165页。。雍正二年正月，曹提出保证，织造补库请求分三年带完，雍正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③简直声色俱厉，与康熙从前对曹家的批示适成鲜明对照。四月，大将军年羹尧征罗卜藏丹金告捷，曹表奏，恭贺圣功，无非是几句祝贺胜利的话，雍正却加批说：“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充满了挖苦和讽刺。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因售人参事，雍正又责怪曹等：“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著问内行府总管。”④内务府总管来保报告后，雍正又传旨说：“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且系彼等取去后陆续售出者，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⑤五月初六日，曹奏报江南发生蝗灾，因连降大雨，灾情已基本缓解。然而雍正批道：“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甚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56至157页、158页、161页、162页、163页、164页、165页。始而吹毛求疵，接着杀机毕露，很快就要整治曹了。五月十三日，又查出库存之纱有变色之事”，雍正更加不满，不久，便指派怡亲王传奏了曹。为此，雍正下了一条“特谕”：
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名声，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65页。
可以想见，曹听到这条“特谕”，恐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雍正简直是破口大骂，直接指斥曹家“向来混帐风俗惯了”。不妨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岂止是斥骂曹，连曹颙、曹寅乃至曹玺，可能还有曹家的亲戚如李煦等，都包括在内了。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