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近二百年是我国 经济 形态的转型时期， 工商 业在其经济结构中间占有特殊地位，但是因为资料的限制，人们研究的重点始终是秦、西汉，对东汉研究不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东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研究，涉及经济政策、经济形态、经济体系的运行等方面，初步 统计 约有六十多篇，专门论文只有十篇左右，另外诸多论文在综论秦汉工商业运行时也注意到东汉工商业情况。但对于东汉工商业的研究仍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必要引起学者的重视。现将涉及东汉工商业的论文简单罗列，以供研究者参考。撮要如下：
一、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研究。曹金华在《试论东汉的非抑商政策》（《江苏 社会 科学》1995年5期）一文中认为东汉出现非抑商政策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地主集团价值标准、 道德 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对立所造成的。虽然在非抑商政策下，东汉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本末不足相供”，货币经济不发达及 政治 风气的变幻和儒学“重义”思想影响，商业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汪锡鹏《论王符的工商本末论》（《江西师大学报》1992年3期）指出王符的工商本末论并非主张农工商并重，而是指出工商业中也有本末之分，而王符这一发现划清了广义的禁工商和狭义的抑工商之间的界限，它使战国以来的重农抑商理论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善、科学的阶段，接着分析了工商本末论产生的 历史 条件，它是东汉政府同日益泛滥的奢侈之风进行斗争的直接产物。对于这种政府行为是否抑商还是宽商，陆荣在《东汉“宽商”不抑商》（《安徽 教育 学院学报》1995年3期）有所阐述。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对商业资本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东汉，为了换取豪强的支持，这些措施都先后被取消，经济放任政策占主导地位。关于盐铁的专卖情况，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江汉论坛》1987年2期），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暨南大学学报》1990年2期），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与巩固》（《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3期）等文有所介绍。此外，刘承禄的《秦汉工商 行政 管理 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指出 工商管理 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文中对秦汉时期的工商管理实践进行考察，探讨其政策思路，并考察其实践内容，分析其管理特点与历史意义。东汉时期，“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本末概念改变，农、工、商之间不再以“本”“末”相倾，而是统筹兼顾。而所谓“禁民二业”，意在“商者不农”，农者不商，并非抑除工商。其实情是，东汉在商人豪强当政之下，贯穿着一条“纵民煮铸”，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的路线。对工矿企业管理上，东汉时放松了对私营工矿企业的经营限制，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控制管理，仍然要求它们“入税县官，如故事”，和过去一样接收国家 税收 监督管理。对官营工矿企业管理，通过政策 法律 和规章等对其生产计划、经营作风和产品质量等进行监督管理，对生产有计划的严格执行。张中秋在《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利用相关史料对汉代有关官营手 工业 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点探讨性的认识。东汉的官营手工业机制是西汉时期的延续，只不过在规模上作了改进和削减，尚方、工宫、织室还发挥着以前的作用。两汉对官工的管理上继承了秦帝国的体制，凡百工劳作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质量规格和数量要求，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如果产品质量发生问题，就可以根据器物上刻写的名字，追究生产者和主管者的法律责任。两汉在对外贸易法律上规定，凡未经官方准许，任何私人都不能擅自与周边少数 民族 或外国客商进行交易，并且即使获得官方准许者，也不能超出官方划定的交易物范围。另张涛《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2期）和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经济》（《江汉论坛》1992年12期）从经学的角度探讨与经济的关系。随着汉武帝定儒、独尊儒术，经学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
二、关于商品经济运行，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尤为重要。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1期）认为两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演变经过西汉前期、中后期及东汉三个历史时期。到了东汉，即使封建国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商品经济也仍然因循这一模式，紧密依附于官僚地主经济运行。从此以后，商品经济完全失去了西汉前期那种独立品格与社会活力，与封建经济长期共存达两千年之久。邵鸿在《商品货币经济与汉代军队》（《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一文中指出汉代军费开支，以商品经济为补充。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商品经济对东汉军费的贡献。马新《商品经济与两汉农民的历史命运》（《文史哲》1995年6期）笼统阐述由于两汉政府开放政策，农民自身生产经营带有较强的商品经济色彩。而商品经济的活跃，在侵蚀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农民提供新的出路和机会，但大量农民的归宿则是：或流亡，或沦为依附 人口 ，或沦为奴婢，或弃本逐末，或依附山泽而起兵反抗。王凯旋在《东汉商业经济和社会风气》（《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1期）一文中认为，商业经济在东汉的发展并没有迟滞延缓，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更为普遍地得到了发展。这一广泛的社会背景就是东汉各阶层、各地区人们的商业意识和商品交换观念的蓬勃兴起，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追商逐利的民俗民风。王永平《论东汉中后期的奢侈风气》（《南都学坛》1992年4期）一文指出奢侈之风盛行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流，而且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汉中后期统治阶级过着奢侈迷糜的生活，嫁娶崇尚侈靡，死以奢侈相高，服饰讲究新多华贵，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器用以靡丽、时髦为右，广辟第宅，园囿，同时奢侈之风带来了副产品，造成手工业的畸形发展。东汉中后期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迅速增多，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但这并不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奢侈之风的产物。东汉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不仅为奢侈的生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中后期黑暗的政治局势加剧了奢侈风气的发展，从思想 文化 角度看，奢侈之风是 儒家 思想丧失独尊地位的必然产物。对于商业资本的流向，施新荣《试论两汉商业资本之流向及其对汉社会之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6期）等文有所阐述。施新荣认为随着两汉商业货币经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拥财巨万的豪商和豪强地主，商业资本也大量出现。然而封建社会较为普遍的土地自由买卖，以及土地财产所具有的稳固性和封建政府惯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业资本主要以流向土地的形式运动。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对两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剧了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具有分割性的、自己自足的豪强地主势力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张弘在文中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大体可分为：经营资本、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贸易。这些流向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东汉时期，“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商贾兼并大量土地。在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商人为了保护既得的商业资本，便不肯拿出金银财宝来作为日常交易或支付价值的手段，更不会用此低劣的铜钱甚至布帛谷粟之类的事物货币相兑换。同时商人为了寻找靠山或牟取厚利，主动奉送给各级官吏，使得部分商业资本流向官吏。
一、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研究。曹金华在《试论东汉的非抑商政策》（《江苏 社会 科学》1995年5期）一文中认为东汉出现非抑商政策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地主集团价值标准、 道德 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对立所造成的。虽然在非抑商政策下，东汉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本末不足相供”，货币经济不发达及 政治 风气的变幻和儒学“重义”思想影响，商业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汪锡鹏《论王符的工商本末论》（《江西师大学报》1992年3期）指出王符的工商本末论并非主张农工商并重，而是指出工商业中也有本末之分，而王符这一发现划清了广义的禁工商和狭义的抑工商之间的界限，它使战国以来的重农抑商理论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善、科学的阶段，接着分析了工商本末论产生的 历史 条件，它是东汉政府同日益泛滥的奢侈之风进行斗争的直接产物。对于这种政府行为是否抑商还是宽商，陆荣在《东汉“宽商”不抑商》（《安徽 教育 学院学报》1995年3期）有所阐述。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对商业资本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东汉，为了换取豪强的支持，这些措施都先后被取消，经济放任政策占主导地位。关于盐铁的专卖情况，逄振镐《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江汉论坛》1987年2期），罗庆康《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暨南大学学报》1990年2期），郝树声《略论秦汉时期盐、铁、钱专营与中央集权与巩固》（《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3期）等文有所介绍。此外，刘承禄的《秦汉工商 行政 管理 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指出 工商管理 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文中对秦汉时期的工商管理实践进行考察，探讨其政策思路，并考察其实践内容，分析其管理特点与历史意义。东汉时期，“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本末概念改变，农、工、商之间不再以“本”“末”相倾，而是统筹兼顾。而所谓“禁民二业”，意在“商者不农”，农者不商，并非抑除工商。其实情是，东汉在商人豪强当政之下，贯穿着一条“纵民煮铸”，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的路线。对工矿企业管理上，东汉时放松了对私营工矿企业的经营限制，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控制管理，仍然要求它们“入税县官，如故事”，和过去一样接收国家 税收 监督管理。对官营工矿企业管理，通过政策 法律 和规章等对其生产计划、经营作风和产品质量等进行监督管理，对生产有计划的严格执行。张中秋在《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利用相关史料对汉代有关官营手 工业 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点探讨性的认识。东汉的官营手工业机制是西汉时期的延续，只不过在规模上作了改进和削减，尚方、工宫、织室还发挥着以前的作用。两汉对官工的管理上继承了秦帝国的体制，凡百工劳作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质量规格和数量要求，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如果产品质量发生问题，就可以根据器物上刻写的名字，追究生产者和主管者的法律责任。两汉在对外贸易法律上规定，凡未经官方准许，任何私人都不能擅自与周边少数 民族 或外国客商进行交易，并且即使获得官方准许者，也不能超出官方划定的交易物范围。另张涛《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2期）和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经济》（《江汉论坛》1992年12期）从经学的角度探讨与经济的关系。随着汉武帝定儒、独尊儒术，经学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
二、关于商品经济运行，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尤为重要。冷鹏飞《论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1期）认为两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演变经过西汉前期、中后期及东汉三个历史时期。到了东汉，即使封建国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商品经济也仍然因循这一模式，紧密依附于官僚地主经济运行。从此以后，商品经济完全失去了西汉前期那种独立品格与社会活力，与封建经济长期共存达两千年之久。邵鸿在《商品货币经济与汉代军队》（《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一文中指出汉代军费开支，以商品经济为补充。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商品经济对东汉军费的贡献。马新《商品经济与两汉农民的历史命运》（《文史哲》1995年6期）笼统阐述由于两汉政府开放政策，农民自身生产经营带有较强的商品经济色彩。而商品经济的活跃，在侵蚀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农民提供新的出路和机会，但大量农民的归宿则是：或流亡，或沦为依附 人口 ，或沦为奴婢，或弃本逐末，或依附山泽而起兵反抗。王凯旋在《东汉商业经济和社会风气》（《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1期）一文中认为，商业经济在东汉的发展并没有迟滞延缓，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更为普遍地得到了发展。这一广泛的社会背景就是东汉各阶层、各地区人们的商业意识和商品交换观念的蓬勃兴起，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追商逐利的民俗民风。王永平《论东汉中后期的奢侈风气》（《南都学坛》1992年4期）一文指出奢侈之风盛行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流，而且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汉中后期统治阶级过着奢侈迷糜的生活，嫁娶崇尚侈靡，死以奢侈相高，服饰讲究新多华贵，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器用以靡丽、时髦为右，广辟第宅，园囿，同时奢侈之风带来了副产品，造成手工业的畸形发展。东汉中后期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迅速增多，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但这并不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奢侈之风的产物。东汉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不仅为奢侈的生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中后期黑暗的政治局势加剧了奢侈风气的发展，从思想 文化 角度看，奢侈之风是 儒家 思想丧失独尊地位的必然产物。对于商业资本的流向，施新荣《试论两汉商业资本之流向及其对汉社会之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6期）等文有所阐述。施新荣认为随着两汉商业货币经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拥财巨万的豪商和豪强地主，商业资本也大量出现。然而封建社会较为普遍的土地自由买卖，以及土地财产所具有的稳固性和封建政府惯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业资本主要以流向土地的形式运动。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对两汉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剧了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具有分割性的、自己自足的豪强地主势力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张弘在文中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大体可分为：经营资本、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贸易。这些流向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东汉时期，“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商贾兼并大量土地。在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商人为了保护既得的商业资本，便不肯拿出金银财宝来作为日常交易或支付价值的手段，更不会用此低劣的铜钱甚至布帛谷粟之类的事物货币相兑换。同时商人为了寻找靠山或牟取厚利，主动奉送给各级官吏，使得部分商业资本流向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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