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史学的螺旋式发展
近代史学相比传统史学（1）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处于鸦片战争后一个中西互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相应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转型。所以说史学的变化发展是当时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学术文化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与社会的这种因应关系来看，近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辛亥革命前的致用史学
这一时期，如王国维所说，学术基本上处于清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的第三时期，其主要的特征是求新。学风的转向，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社会的变迁更是一个左右史学发展方向的巨大因素。这期间史学从乾嘉史学中脱身而出，重拾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传统。如道咸间西北史地之学的勃兴，对外国史的研究等，当时涌现的著作主要有《蒙古游牧记》（张穆）、《朔方备乘》（何秋涛）、《海国图志》（魏源）、《瀛环志略》（徐继畲）、《中西纪事》（夏燮），等等。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后到1960年前后是救亡图强史学勃兴时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是近代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传播时期。在此期间的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以改造后的公羊三世说来推行变法，将史学的致用功能推向了一个高峰。
虽然后人对康有为在学术上的表现不怎么认可相反，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如陈平原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通过考据的方法来达到改制的目的，所以考据在他只是一种策略[1]35但是他的三世说相对于正统的以五德终始的循环论或者退化论而言，是一种历史观的革命，是奠基在近代西方的线性进化的基础之上的。受此影响，之后如梁启超、严复、夏曾佑、邓实等人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三世说。在此过程中，康有为对三代的解释所反映出的怀疑批判的精神更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表现。能达到这一层，当然脱不开初期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中期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在学术以及观念上的积累。
由于社会危机的加重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新的西方学术理念输入，使得对传统史学展开了批判，出现了君史与民史的分辨，甚至还有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史学的触角伸向了下层民众和整个社会。新史家鼓吹史学的通俗化。与此同时，中国士人的观念经历了此前天下万国的更替而至于世界[2]242，经过对民族国家等近代概念的界定，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兴起。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负载了太多强国御侮经世济民的政治使命。
虽然有人认为梁启超并没有放弃传统的春秋褒贬的笔法，他只是对褒贬的范围扩大而已；他的新史观表面上接受西方唯理主义，实际上他推崇英雄史观，强调心力，所以说他的史学革命不是很彻底。[3]24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在20世纪初史学的革新上，梁启超居功至伟，他的粗疏或者不彻底是任何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所共有的。通过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新的史学体系得以确立：在史学研究的内容上，由君史转向民史；体裁上，章节体取代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史观上，以进化论代替了传统一治一乱的阐释方式。
另外，由于西学分科设学的影响，国人开始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分类，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研究走向专精，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开始逐步走向独立。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致用，因为新史学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逼迫，而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种经世致用之下，史学如梁启超所说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史学成了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致用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乾嘉考据的那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并未断绝，并在下一阶段得以发扬光大。
二、辛亥之后二三十年代的求是史学
民国建立后，社会危机暂时缓和，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与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史料的扩充也带来了方法上的突破，此前的史观开始上升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二重证据法、诗文互证、碑志证史（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有岑仲勉）、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主要用来整理史料，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陈寅恪）等。
由于史料的扩充，也使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小说类的《山海经》更为时人所重，如傅斯年认为，古代的正统史料由于被伦理化，其史料价值反而可能不如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由于对非正统史料的重视，民国史学治学出现了罗志田所谓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的诡论现象。[4]83其实单从史料而言，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手资料。这一时期，前人的日记、小说、歌谣、戏曲都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专向偏处找寻材料的治史方式，受到了当时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舍主干而求枝叶。
不可怀疑一切史料里头都有历史存在，重要的是能够在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之外实际上所呈现的信息，从这一点而言，史料也就无所谓对错了，但是如何只从这些胡适所说的旁行斜出的史料里去梳理事实探求真相，可能是一个见功力的事情了。
史料的扩充，在治史取向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路径，这一时期，无论是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古史辩运动都推崇考据主义，如顾颉刚所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153王国维也有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6]605之说。有中国的兰克之美誉的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语所在学术上更注重窄而深和集众式的研究，注重材料的收集，由于受兰克的影响，史学立足于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绕开价值的判断与定位，为学问而学问，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以与欧洲汉学界争雄，可以看出风行的科学化求真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当时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学取向和牵缠反复的论学风格，也是为了在大量引证的基础上能够合理的以意逆志，从而呈现历史的真相。对方法的追求，也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采用二分法前两年注重学生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掌握，后两年才进行专业化的研究。[7]73
近代史学相比传统史学（1）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处于鸦片战争后一个中西互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相应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转型。所以说史学的变化发展是当时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学术文化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与社会的这种因应关系来看，近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辛亥革命前的致用史学
这一时期，如王国维所说，学术基本上处于清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的第三时期，其主要的特征是求新。学风的转向，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社会的变迁更是一个左右史学发展方向的巨大因素。这期间史学从乾嘉史学中脱身而出，重拾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传统。如道咸间西北史地之学的勃兴，对外国史的研究等，当时涌现的著作主要有《蒙古游牧记》（张穆）、《朔方备乘》（何秋涛）、《海国图志》（魏源）、《瀛环志略》（徐继畲）、《中西纪事》（夏燮），等等。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后到1960年前后是救亡图强史学勃兴时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是近代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传播时期。在此期间的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以改造后的公羊三世说来推行变法，将史学的致用功能推向了一个高峰。
虽然后人对康有为在学术上的表现不怎么认可相反，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如陈平原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通过考据的方法来达到改制的目的，所以考据在他只是一种策略[1]35但是他的三世说相对于正统的以五德终始的循环论或者退化论而言，是一种历史观的革命，是奠基在近代西方的线性进化的基础之上的。受此影响，之后如梁启超、严复、夏曾佑、邓实等人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三世说。在此过程中，康有为对三代的解释所反映出的怀疑批判的精神更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表现。能达到这一层，当然脱不开初期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中期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在学术以及观念上的积累。
由于社会危机的加重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新的西方学术理念输入，使得对传统史学展开了批判，出现了君史与民史的分辨，甚至还有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史学的触角伸向了下层民众和整个社会。新史家鼓吹史学的通俗化。与此同时，中国士人的观念经历了此前天下万国的更替而至于世界[2]242，经过对民族国家等近代概念的界定，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兴起。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负载了太多强国御侮经世济民的政治使命。
虽然有人认为梁启超并没有放弃传统的春秋褒贬的笔法，他只是对褒贬的范围扩大而已；他的新史观表面上接受西方唯理主义，实际上他推崇英雄史观，强调心力，所以说他的史学革命不是很彻底。[3]24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在20世纪初史学的革新上，梁启超居功至伟，他的粗疏或者不彻底是任何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所共有的。通过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新的史学体系得以确立：在史学研究的内容上，由君史转向民史；体裁上，章节体取代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史观上，以进化论代替了传统一治一乱的阐释方式。
另外，由于西学分科设学的影响，国人开始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分类，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研究走向专精，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开始逐步走向独立。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致用，因为新史学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逼迫，而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种经世致用之下，史学如梁启超所说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史学成了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致用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乾嘉考据的那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并未断绝，并在下一阶段得以发扬光大。
二、辛亥之后二三十年代的求是史学
民国建立后，社会危机暂时缓和，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与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史料的扩充也带来了方法上的突破，此前的史观开始上升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二重证据法、诗文互证、碑志证史（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有岑仲勉）、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主要用来整理史料，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陈寅恪）等。
由于史料的扩充，也使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小说类的《山海经》更为时人所重，如傅斯年认为，古代的正统史料由于被伦理化，其史料价值反而可能不如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由于对非正统史料的重视，民国史学治学出现了罗志田所谓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的诡论现象。[4]83其实单从史料而言，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手资料。这一时期，前人的日记、小说、歌谣、戏曲都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专向偏处找寻材料的治史方式，受到了当时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舍主干而求枝叶。
不可怀疑一切史料里头都有历史存在，重要的是能够在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之外实际上所呈现的信息，从这一点而言，史料也就无所谓对错了，但是如何只从这些胡适所说的旁行斜出的史料里去梳理事实探求真相，可能是一个见功力的事情了。
史料的扩充，在治史取向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路径，这一时期，无论是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古史辩运动都推崇考据主义，如顾颉刚所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153王国维也有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6]605之说。有中国的兰克之美誉的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语所在学术上更注重窄而深和集众式的研究，注重材料的收集，由于受兰克的影响，史学立足于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绕开价值的判断与定位，为学问而学问，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以与欧洲汉学界争雄，可以看出风行的科学化求真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当时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学取向和牵缠反复的论学风格，也是为了在大量引证的基础上能够合理的以意逆志，从而呈现历史的真相。对方法的追求，也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采用二分法前两年注重学生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掌握，后两年才进行专业化的研究。[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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