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苗族聚居地区，如果小孩吃食硬物，不小心嘴里起了血泡，做母亲的便一边慌忙找针把血泡扎破，一边愤愤地骂道：“着[1]蛊了，着蛊了。挨刀砍脑壳的，谁放的蛊我已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要是吃鱼不慎，鱼骨卡在了喉咙，母亲就会叫孩子不加咀嚼地吞咽几大口饭，将鱼刺一股脑儿地吞下肚里。随后叫小孩到大门口默念着某某人（被认为有蛊者）的名字，高声喊叫：“某某家妈有蛊啊，她放盅着我，我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哪天我要抬粪淋她家门，拣石砸她家的屋顶，让大家都知道她家有蛊，有儿娶不来，有女嫁不去哩！”喊声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据说通过这种喊寨的方式，“放蛊”的人听见了，心里害怕，就会自动将“蛊”收回去。
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放蛊时，蛊主在意念中说：“去向某人找吃去，不要尽缠我！”蛊就会自动地去找那个人。或者在几十米开外，手指头暗暗一弹，蛊就会飞向那人。甚至有人说蛊看中了谁，即爱上了谁，就叫它的主人放蛊给谁。不然，蛊就要它主人的命。所以有蛊者不得不放。
苗族民间就流传这样一则放蛊的故事：
从前有位有盅的母亲，盅看上了她的儿子，做母亲的当然不愿意她的儿子。但是，盅把她啮得很凶，没有办法，她才答应放蛊害儿子。当这位母亲同她的盅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巧被儿媳妇在外面听见了。儿媳妇赶紧跑到村边，等待她丈夫割草回来时，把这事告诉了他，并说妈妈炒的那一碗留给他的鸡蛋，回去后千万不要吃。说完后，儿媳妇就先回家去，烧了一大锅开水。等一会儿子回到家来，他妈妈拿那碗鸡蛋叫他吃。儿媳妇说，鸡蛋冷了，等热一热再吃。说着把锅盖揭开，将那碗炒鸡蛋倒进滚沸的开水锅里去，盖上锅盖并紧紧地压住，只听锅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和摆动。过一会没动静了，揭开锅盖来看，只见烫死的是一条大蛇。
这些所谓的放蛊方式当然是无稽之谈。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当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了。
虽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苗族的一些妇女却深受这种观念的诬害。人们认为“蛊”只有妇女才有，只能寄附在妇女身上，传给下一代女性，而不传给男性。比如某男青年“游方”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有蛊”姑娘而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娶来，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凡属女性，均要从她母亲那里将蛊承传下来，并代代相传。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人祸，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
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明人邝露说，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施蛊妇女后，将其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在外，再在蛊妇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那些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受尽歧视和羞辱，连亲友也害怕与之往来。不论谁家有人病了，只要巫师说中了蛊，那么有病人家就指桑骂槐地大骂，骂的是谁，人们心照不宣，而被骂者自己也明白，就像本文开头的喊寨。有蛊的人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一申辩，无异于公开自己家里有所谓的蛊，所以只好凭白遭受这等羞辱。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民国时期湘西有位汉人，曾在军队中做过官，有权有势。他得了腹部膨胀的怪病，每当膨胀时，似乎觉得腹中有物在游走，由于请的几位医生医术不高，吃药无效，便归咎于被邻居苗妇施蛊。经过巫师多次作法仍然毫无起色，这位汉官一怒之下把邻居苗妇捆绑后吊起来，百般辱骂，施以非刑，差点将其折磨而死。苗妇的丈夫慑于汉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在一旁束手旁观。后来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这位汉官延请一位高明的医生诊治，该医生看后，说是某种鼓胀病，并不是什么蛊毒。果然一剂药吃下之后病就好了。可怜苗妇无故含冤，差点殒命。经过该医生的证实，这位苗妇才恢复了清白的名誉。而那些一辈子不得洗去冤屈的苗妇不知又有多少！
更有听信巫师的谬传，造成家庭拆散，一家人反目成仇者。民国时期在湘西凤凰县，有一位70来岁的老妇，身染风湿肺疾，得病半年多了，医药无效。老妇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儿子早已娶媳，并生有三男三女。儿子和媳妇非常孝敬，一家人和和睦睦。有一天，一个补锅匠路过此地，到这一家找个地方歇息，见老妇躺在床上呻吟不已，就上前询问。补锅匠夸口说：这种病最好医，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不知医好了多少个。下药后马上止痛，7天就痊愈，保证以后永不复发。老妇信以为真，就请他医病。补锅匠说，只有先设神座除掉草鬼（蛊），药才有效，并讲了一通如何设神座请神除草鬼之法。老妇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更加相信。双方当即讲定除肉酒、香火、法币3元外，再加1丈2尺青布作为报酬。礼物备齐后，补锅匠把“药”也采来了。
该补锅匠极其狡猾，特意在一个十字路口设神座请神，以为路上行人多，一定有妇人经过观看，他便乘机诬陷其为盅婆，好骗取钱财。岂料作法两小时之久，并无妇人经过。回家后老妇觉得补锅匠不灵验，大说其不是。补锅匠怀恨在心，便刻意挑动一家人成仇，他诡秘地对老妇说：“此草鬼婆不是外人，正是你家媳妇。我不便施用法术加害于她。别以为我求神不灵。”说罢，将礼物一卷而去。老妇因损失钱财大为懊丧，把愤恨转到儿媳妇身上，大骂儿媳妇是蛊婆，并准备到官府告儿子忤逆不孝。后经族人再三劝解，同意不状告儿子，但逼儿子立即退妻。儿子不肯休妻，老妇人便把儿子、媳妇逐出家门，并发誓与儿子一刀两断，死后也不要儿子送终。好端端一个和睦家庭，被补锅匠活活搅散。那补锅匠拐骗财物后，一去不返。半月之后老妇就病死家中。
在苗族地区，以盅婆名称骂人或泄私忿进行报复，会惹出纠纷。1971年，贵州镇宁、安顺、紫云三县交界处的革利寨卡子门朱某的小孩生病，骂说是她弟媳杨某放的“蛊”。这话被杨某舅家知道。如果说杨某有蛊，等于说杨某的母亲有蛊，也就是说杨某的舅家世代有蛊。
杨某舅家大怒，便派人提刀到朱某家，要她把“蛊”拿出来看，否则就要她的命。吓得朱某连话都说不出来。祸起于因为她平时与弟媳有些矛盾，即借小孩生病造谣生事。于是只好给杨某的舅家认错，并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狗、三只鸡宰杀，向杨某的舅家赔礼道歉。
苗族“谈蛊色变”，尤其是在婚姻上最忌讳。儿女要开亲的话，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及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借口婉言拒绝，因此造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有些青年妇女，被人怀疑有蛊，只能嫁给有缺陷的或家境贫寒的男子；有的青年妇女甚至为此自杀。由于害怕与有蛊人家结亲，造成有的苗族地区基本上单线开亲，在自己的亲戚之间相互开亲，导致血亲越来越近，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
鉴于蛊术陋俗对苗族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苗族学者感到对蛊的迷信到了非铲除不可的地步，大声疾呼，呼吁移风易俗，革除陋俗。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在苗族地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何为蛊
文字学上的蛊有多种涵义，主要的一种涵义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一种用器──盛饭的饭盒、饭碗或盛其他食物和饮料的用器都是；虫字象征好几只虫。“腹中虫”就是人的肚子里侵入了很多虫，也就是中了“虫食的毒”──一种自外入内的毒。众多的虫侵入人的肠胃发生 了蠹蚀的作用就叫做蛊，又叫中蛊。
谷子储藏在仓库里太久，表皮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这种古人也叫它为蛊。左传昭公元年说：
“谷之飞，亦为蛊。”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蛊，名曰蛊。”从谷壳变成的飞虫与米糠不同：
飞虫会飞，米糠不能飞。
蛊的种类
蛊是许多虫搅在一起造成的。本草纲目说：造蛊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一个器皿中。这一百只虫大的吃小的，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做蛊。可知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
有毒的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慢性的病痛。以现代观点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由许多原虫的毒引发出来的怪病。
金蚕蛊最毒
金蚕蛊是在四川省偏僻地区养成的，渐渐流传于湖南、福建、广柀Ω魇＿@种蛊的表皮是蚕金色，每天喂它锦锻四寸，把它解出的粪便放在食物里，吞服了的人就会生病死亡。
传说这一种蛊会使养它的人暴富，也会使养它的人发生灾害，因而不能得罪它。如果无意继续供养它，要准备一只小箱子，放些金银锦绸，把金蚕蛊墿υ咨Y面，然后把这只小箱子放在路旁，听凭别人把箱子携走，叫做嫁金蚕蛊。
金蚕蛊对于人体的危害很大，它像人死后尸体上生的尸虫一样，侵入人的肚子后，会吃完人的肠胃。它的抵抗力很强，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刀也砍不死（见本草纲目引用蔡攸丛话）。
蛇蛊和虱蛊
大陆有些偏远地区的人专门养蛊谋财。这些人养的蛊，有的是蛇蛊，有的是虱蛊。蛇蛊是在五月初五日放大、小蛇在瓦坛里，虱蛊是聚集多数的虱虫制成的。这两种蛊毒都可以置人于死地，特别是虱蛊如果侵入人腹，会把内脏吃光。
放蛊的人看准了一家有钱人家，就计画将蛊放入。中蛊的人在没有医药可治的情形下就会死去，死人的财产随之移入蛊主的家里。养蛊的主人养了这种杀人的蛊后必须用蛊连续杀人，每年一个，如果间隔三年不以蛊杀人，蛊主本人也会中蛊死去。
针蛊与羊毛疔
针蛊是用毒虫的液精造成的。驱蛊录记载：有一人中蛊向医生求诊，医生叫他口含黑豆一粒，并服一种名叫归魂散的中药，结果他嘴里吐出许多羊毛和烂纸，并有一粒黑子，这粒黑子就是蛊，它被羊毛围在里面，并被长一寸的麻绳缚住，麻绳一头打结，一头散放，上面粘了无数小乾虫。另有一个中蛊的人求诊，经医生开方：用青布包雄黄末，加山甲末和皂角末，蘸热烧酒，擦遍全身，擦出了不少的羊毛，耳朵里也有羊毛伸出来，医生叫这种蛊为羊毛疔。
根据医宗金鉴记载：羊毛疔有的呈五色，有的长一丈。治疗的方法是：叫患者服五味消毒饮，也就是用青布包雄黄末、蘸热烧酒，用它擦前后心，先擦一个大圈，后擦一个小圈，擦前心时羊毛疔会移至后心，擦后心时羊毛疔会移至前心，要反覆擦来擦去，羊毛才会出现，取出的羊毛要挖一个深坑把它埋了。
植物蛊
明崇祯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广柀κ∠闵娇h发生一件植物蛊疑案。在香山县的山林里，有一种草叫胡蔓草，叶子像莼花，有黄色、有白色，叶子含有剧毒，放入人的口里，人就会百孔出血；叶汁若吞进肚子里，肠胃也会溃烂。当地的莠民常常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
崇祯时代某年春天，云南人罗明夔到香山县当县令，了解胡蔓草害人的情节以后，就下令：
一般人向本县告官的，每人随缴胡蔓草五十枝。这道命令下了以后，胡蔓草也就砍光了。罗县令把收缴的毒草，亲自监督杂役焚烧，不久，这种毒草便在香山绝迹。
当地的医生也订有治胡蔓草剧毒的药方：取母鸡孵的鸡蛋一个（没有长小鸡的），把它煮熟，研成细末，加一汤匙清油，中胡蔓草毒蛊的人每天服一次，就会吐出胡蔓草蛊。蛊在“上鬲”的，加用胆矾五分，放在热茶里溶化后服用，就会吐出蛊来。蛊在“下鬲”的，用郁金水二钱放在菜汤里服下，蛊也会吐出来（见广柀ο闵娇h志，道光年修）。
拍花是放蛊的一种
古代社会的“拍花”，也是放蛊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大陆民间，有些逃荒 的妇人，头上裹一块蓝布，走到一处人家，与人寒暄的时候握著他的手，在他的手心拍几下，并说“好，好”。第二天，这个被她拍过手心的人就会忽然仆地，发起颠来。有一家人家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请中医治疗，诊断以后才发现这个人中了蛊，后来经由专门治蛊的人治疗，服药后他口中竟吐出几十个纸团，这种纸团就是蛊。
以木偶和纸人作怪
木偶也可用来害人，但利用木偶和用毒虫造蛊不同。后者是活生生的虫造成的蛊，木偶却是木头制造，不可能有毒。但巫人会利用木偶和纸人作怪，来扰乱别人的安宁。清人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一个术士专造木人（即木偶）、纸虎（即纸人）作怪，打扰别人，当事人送钱给他，木人、纸虎会暂时停止作怪，隔一阵子又死灰复燃。聊斋志异也记过木偶和纸人作怪的故事。金章宗元妃李氏嫉妒皇帝，曾叫一个名为李定奴的女巫剪纸作纸木人，制成鸳鸯符作怪（见金史卷六十四）。
避蛊的方法
传说的避蛊方法很多。试验是否已经中金蚕蛊？可啃白矾或口嚼生黑豆。白矾的味道很苦，白矾是甜的，生黑豆是香的，就是中了蛊，要用石榴皮煎成汁，服用以后，可以吐出金蚕蛊的蛊毒。
有旅行经验的人，进入蛊区要饮食的时候，会偷偷的用筷子拣第一块食物放在手里，用餐完毕以后，随手将放在手里的食物埋在人行道的十字路地下，蛊就回到放蛊的人家里。有的人经过蛊区，遇到可疑的食物，先请主人下筷子拣吃，这样可以避免中蛊。
有的人在蛊区就食，通常先问主人：“这碗菜、这碗面你们有没有下蛊？”一面拣出一块食物，放在一边，然后就食，蛊就不能为害了。
蛊或有形或无形，中毒极易，但辨认之法，是应该万分注意的。中毒后的辨认之法：（1）以生黄豆（黑豆也可以）食之，入口不闻腥臭，是中毒。
（２）以灸甘草一寸嚼之，咽汁随之吐出的，是中毒。
（３）插银针于一已熟的鸭蛋内，含入口内，一小时后取出视之，如蛋白俱黑者，是中毒。
蛊毒非常厉害，能使人惹病丧生，虽有方法医治，也不应轻易去尝试。据说预防之法有：
（１）凡房屋整洁，无灰尘珠网的，是藏蛊之家，切勿与之往来。
（２）凡食茶、水、菜、饭等物之先，须用筷子向杯碗上敲动的，是在施毒，急须向主人问道： “食内，莫非有毒吗？”一经问破，可免受毒。
（３）携同大蒜头出行，每饭，先食大蒜头，有蛊必吐，不吐则死，主人怕受连累，当然不敢下蛊。
（4）大荸荠，不拘多少，切片晒干为末，每早空心白滚汤送下（以二钱为度），纵入蛊家，也可免害。
（５）蛊之由饭酒中毒的，分外难治，故出外宜以不饮酒为原则。
解除毒蛊的方法，最普通的，是用雄黄、蒜子、菖蒲三味用开水吞服，使之泻去恶毒。金蚕，最畏头嘴似鼠，身有刺毛似蚝猪箭的刺猬，故刺猬是专治金蚕蛊的特殊药品。其他如蜈蚣、蚯蚓，每每也可以治蛊。
其实用现代医学来讲就是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不利的细胞，但一般情况不会有影响，但长期不管就会大量繁衍然后导致疾病，比如癌细胞，造成人体的损害。
治蛊的药草
古代医药不发达，如有人染上了蛊毒，通常用两种方法治疗：一是服用草药，周礼称这种草药为嘉草（见庶氏注），一是祷告神明，请神明降下医药，史记就有“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见封禅书）的记载。
后汉书说：在仲夏月，用一根米色的绳索，将荤菜和弥牟连在一起来扑灭蛊毒，在大门上挂一枝桃树以驱邪气（见礼仪志）。本草纲目引用古代疗治奇毒的药方，是在每年五月五日收取许多毒虫做蛊，这种蛊主治恶疮，不料后来有人利用这种蛊来害人。民间在端午节当日午时也有 “聚五毒”和饮雄黄酒、在脖子上搽雄黄酒的举动，其用意都在预防生疮。
治蛊的药丸
江苏省溧阳县的乡下，早年常有人中蛊。当地的竹林寺有一个会治无名种毒的和尚，制造一种药丸专门治疗蛊毒，一枚药丸的售价是绢一匹，治愈了不少中蛊的病患。在当地做“观察使”
的韩晃，为了根绝蛊毒，在溧阳县温泉旁建造一座寺庙，请竹林寺那位懂药性的高僧主持，专门治疗民间发生的蛊毒，并请高僧把药方公开刻在石碑上。
这份治蛊的药方是：在每年农历五月初取初生的桃子一个，把它的皮碾成细末，份量是二钱。另用盘蝥末一钱，先用麦麸炒熟，再用生大蕺末二钱，将这三味药用米汤和拌在一起，搓成如枣核一样大的丸子，中蛊的人祇要用米汤吞服这种药丸一个，就会药到毒除。
长安汉宫的巫蛊事件
汉武帝征和元年（西元前九二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惊当时的木偶巫蛊案件，这些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京师大侠引起的，还牵连了朝中的宰相公孙贺父子，最后连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刘据也被冤诬死了。
第一件巫蛊案是公孙贺本人引起的。公孙贺当时在朝做丞相，很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在朝做太仆，父子二人权倾一时。可惜公孙敬声的私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一千九百多万钱，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
当时另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情殷，向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到案，但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他的要求得到了武帝的许可。朱安世归案后，反向汉武帝陈诉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里诅咒武帝早死，并在武帝经常经过的Y道上埋木偶为巫蛊，以促武帝早死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当时正值武帝晚年，每天都在忧惧死亡，他信以为真，将丞相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第二件巫蛊案，是由武帝的一个近臣江充引起的。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安全工作，很得武帝信任。他在宫里处理警卫事件，连戾太子也不放在眼里，因而得罪了太子，江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人，他顾虑太子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不会放过他，恰巧宫中发生了公孙贺父子为蛊加害武帝的事件，江充就假藉这个机会，据说宫中蛊气很重，影响武帝生命安全，武帝信以为真，把这件事情交给江充处理，江充果然在戾太子宫中的地道里掘出一对木偶巫蛊，诬控太子加害武帝，促武帝早点死去。太子为了自保，将江充杀死后出走，宫中的人就说太子想造反，杀死江充后他逃。后来太子也被迫自杀。
古代社会放蛊的事是有的，但以上两件事却是假造出来的。以汉朝发生的 这两起巫蛊案来 看，可知蛊毒害人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
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内脏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放蛊时，蛊主在意念中说：“去向某人找吃去，不要尽缠我！”蛊就会自动地去找那个人。或者在几十米开外，手指头暗暗一弹，蛊就会飞向那人。甚至有人说蛊看中了谁，即爱上了谁，就叫它的主人放蛊给谁。不然，蛊就要它主人的命。所以有蛊者不得不放。
苗族民间就流传这样一则放蛊的故事：
从前有位有盅的母亲，盅看上了她的儿子，做母亲的当然不愿意她的儿子。但是，盅把她啮得很凶，没有办法，她才答应放蛊害儿子。当这位母亲同她的盅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巧被儿媳妇在外面听见了。儿媳妇赶紧跑到村边，等待她丈夫割草回来时，把这事告诉了他，并说妈妈炒的那一碗留给他的鸡蛋，回去后千万不要吃。说完后，儿媳妇就先回家去，烧了一大锅开水。等一会儿子回到家来，他妈妈拿那碗鸡蛋叫他吃。儿媳妇说，鸡蛋冷了，等热一热再吃。说着把锅盖揭开，将那碗炒鸡蛋倒进滚沸的开水锅里去，盖上锅盖并紧紧地压住，只听锅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和摆动。过一会没动静了，揭开锅盖来看，只见烫死的是一条大蛇。
这些所谓的放蛊方式当然是无稽之谈。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当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了。
虽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苗族的一些妇女却深受这种观念的诬害。人们认为“蛊”只有妇女才有，只能寄附在妇女身上，传给下一代女性，而不传给男性。比如某男青年“游方”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有蛊”姑娘而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娶来，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凡属女性，均要从她母亲那里将蛊承传下来，并代代相传。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人祸，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
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明人邝露说，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施蛊妇女后，将其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在外，再在蛊妇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那些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受尽歧视和羞辱，连亲友也害怕与之往来。不论谁家有人病了，只要巫师说中了蛊，那么有病人家就指桑骂槐地大骂，骂的是谁，人们心照不宣，而被骂者自己也明白，就像本文开头的喊寨。有蛊的人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一申辩，无异于公开自己家里有所谓的蛊，所以只好凭白遭受这等羞辱。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民国时期湘西有位汉人，曾在军队中做过官，有权有势。他得了腹部膨胀的怪病，每当膨胀时，似乎觉得腹中有物在游走，由于请的几位医生医术不高，吃药无效，便归咎于被邻居苗妇施蛊。经过巫师多次作法仍然毫无起色，这位汉官一怒之下把邻居苗妇捆绑后吊起来，百般辱骂，施以非刑，差点将其折磨而死。苗妇的丈夫慑于汉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在一旁束手旁观。后来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这位汉官延请一位高明的医生诊治，该医生看后，说是某种鼓胀病，并不是什么蛊毒。果然一剂药吃下之后病就好了。可怜苗妇无故含冤，差点殒命。经过该医生的证实，这位苗妇才恢复了清白的名誉。而那些一辈子不得洗去冤屈的苗妇不知又有多少！
更有听信巫师的谬传，造成家庭拆散，一家人反目成仇者。民国时期在湘西凤凰县，有一位70来岁的老妇，身染风湿肺疾，得病半年多了，医药无效。老妇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儿子早已娶媳，并生有三男三女。儿子和媳妇非常孝敬，一家人和和睦睦。有一天，一个补锅匠路过此地，到这一家找个地方歇息，见老妇躺在床上呻吟不已，就上前询问。补锅匠夸口说：这种病最好医，得了这种病的人，我不知医好了多少个。下药后马上止痛，7天就痊愈，保证以后永不复发。老妇信以为真，就请他医病。补锅匠说，只有先设神座除掉草鬼（蛊），药才有效，并讲了一通如何设神座请神除草鬼之法。老妇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更加相信。双方当即讲定除肉酒、香火、法币3元外，再加1丈2尺青布作为报酬。礼物备齐后，补锅匠把“药”也采来了。
该补锅匠极其狡猾，特意在一个十字路口设神座请神，以为路上行人多，一定有妇人经过观看，他便乘机诬陷其为盅婆，好骗取钱财。岂料作法两小时之久，并无妇人经过。回家后老妇觉得补锅匠不灵验，大说其不是。补锅匠怀恨在心，便刻意挑动一家人成仇，他诡秘地对老妇说：“此草鬼婆不是外人，正是你家媳妇。我不便施用法术加害于她。别以为我求神不灵。”说罢，将礼物一卷而去。老妇因损失钱财大为懊丧，把愤恨转到儿媳妇身上，大骂儿媳妇是蛊婆，并准备到官府告儿子忤逆不孝。后经族人再三劝解，同意不状告儿子，但逼儿子立即退妻。儿子不肯休妻，老妇人便把儿子、媳妇逐出家门，并发誓与儿子一刀两断，死后也不要儿子送终。好端端一个和睦家庭，被补锅匠活活搅散。那补锅匠拐骗财物后，一去不返。半月之后老妇就病死家中。
在苗族地区，以盅婆名称骂人或泄私忿进行报复，会惹出纠纷。1971年，贵州镇宁、安顺、紫云三县交界处的革利寨卡子门朱某的小孩生病，骂说是她弟媳杨某放的“蛊”。这话被杨某舅家知道。如果说杨某有蛊，等于说杨某的母亲有蛊，也就是说杨某的舅家世代有蛊。
杨某舅家大怒，便派人提刀到朱某家，要她把“蛊”拿出来看，否则就要她的命。吓得朱某连话都说不出来。祸起于因为她平时与弟媳有些矛盾，即借小孩生病造谣生事。于是只好给杨某的舅家认错，并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狗、三只鸡宰杀，向杨某的舅家赔礼道歉。
苗族“谈蛊色变”，尤其是在婚姻上最忌讳。儿女要开亲的话，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及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借口婉言拒绝，因此造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有些青年妇女，被人怀疑有蛊，只能嫁给有缺陷的或家境贫寒的男子；有的青年妇女甚至为此自杀。由于害怕与有蛊人家结亲，造成有的苗族地区基本上单线开亲，在自己的亲戚之间相互开亲，导致血亲越来越近，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
鉴于蛊术陋俗对苗族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苗族学者感到对蛊的迷信到了非铲除不可的地步，大声疾呼，呼吁移风易俗，革除陋俗。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在苗族地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何为蛊
文字学上的蛊有多种涵义，主要的一种涵义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一种用器──盛饭的饭盒、饭碗或盛其他食物和饮料的用器都是；虫字象征好几只虫。“腹中虫”就是人的肚子里侵入了很多虫，也就是中了“虫食的毒”──一种自外入内的毒。众多的虫侵入人的肠胃发生 了蠹蚀的作用就叫做蛊，又叫中蛊。
谷子储藏在仓库里太久，表皮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这种古人也叫它为蛊。左传昭公元年说：
“谷之飞，亦为蛊。”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蛊，名曰蛊。”从谷壳变成的飞虫与米糠不同：
飞虫会飞，米糠不能飞。
蛊的种类
蛊是许多虫搅在一起造成的。本草纲目说：造蛊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一个器皿中。这一百只虫大的吃小的，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做蛊。可知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
有毒的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慢性的病痛。以现代观点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由许多原虫的毒引发出来的怪病。
金蚕蛊最毒
金蚕蛊是在四川省偏僻地区养成的，渐渐流传于湖南、福建、广柀Ω魇＿@种蛊的表皮是蚕金色，每天喂它锦锻四寸，把它解出的粪便放在食物里，吞服了的人就会生病死亡。
传说这一种蛊会使养它的人暴富，也会使养它的人发生灾害，因而不能得罪它。如果无意继续供养它，要准备一只小箱子，放些金银锦绸，把金蚕蛊墿υ咨Y面，然后把这只小箱子放在路旁，听凭别人把箱子携走，叫做嫁金蚕蛊。
金蚕蛊对于人体的危害很大，它像人死后尸体上生的尸虫一样，侵入人的肚子后，会吃完人的肠胃。它的抵抗力很强，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刀也砍不死（见本草纲目引用蔡攸丛话）。
蛇蛊和虱蛊
大陆有些偏远地区的人专门养蛊谋财。这些人养的蛊，有的是蛇蛊，有的是虱蛊。蛇蛊是在五月初五日放大、小蛇在瓦坛里，虱蛊是聚集多数的虱虫制成的。这两种蛊毒都可以置人于死地，特别是虱蛊如果侵入人腹，会把内脏吃光。
放蛊的人看准了一家有钱人家，就计画将蛊放入。中蛊的人在没有医药可治的情形下就会死去，死人的财产随之移入蛊主的家里。养蛊的主人养了这种杀人的蛊后必须用蛊连续杀人，每年一个，如果间隔三年不以蛊杀人，蛊主本人也会中蛊死去。
针蛊与羊毛疔
针蛊是用毒虫的液精造成的。驱蛊录记载：有一人中蛊向医生求诊，医生叫他口含黑豆一粒，并服一种名叫归魂散的中药，结果他嘴里吐出许多羊毛和烂纸，并有一粒黑子，这粒黑子就是蛊，它被羊毛围在里面，并被长一寸的麻绳缚住，麻绳一头打结，一头散放，上面粘了无数小乾虫。另有一个中蛊的人求诊，经医生开方：用青布包雄黄末，加山甲末和皂角末，蘸热烧酒，擦遍全身，擦出了不少的羊毛，耳朵里也有羊毛伸出来，医生叫这种蛊为羊毛疔。
根据医宗金鉴记载：羊毛疔有的呈五色，有的长一丈。治疗的方法是：叫患者服五味消毒饮，也就是用青布包雄黄末、蘸热烧酒，用它擦前后心，先擦一个大圈，后擦一个小圈，擦前心时羊毛疔会移至后心，擦后心时羊毛疔会移至前心，要反覆擦来擦去，羊毛才会出现，取出的羊毛要挖一个深坑把它埋了。
植物蛊
明崇祯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广柀κ∠闵娇h发生一件植物蛊疑案。在香山县的山林里，有一种草叫胡蔓草，叶子像莼花，有黄色、有白色，叶子含有剧毒，放入人的口里，人就会百孔出血；叶汁若吞进肚子里，肠胃也会溃烂。当地的莠民常常利用胡蔓草做蛊害人。
崇祯时代某年春天，云南人罗明夔到香山县当县令，了解胡蔓草害人的情节以后，就下令：
一般人向本县告官的，每人随缴胡蔓草五十枝。这道命令下了以后，胡蔓草也就砍光了。罗县令把收缴的毒草，亲自监督杂役焚烧，不久，这种毒草便在香山绝迹。
当地的医生也订有治胡蔓草剧毒的药方：取母鸡孵的鸡蛋一个（没有长小鸡的），把它煮熟，研成细末，加一汤匙清油，中胡蔓草毒蛊的人每天服一次，就会吐出胡蔓草蛊。蛊在“上鬲”的，加用胆矾五分，放在热茶里溶化后服用，就会吐出蛊来。蛊在“下鬲”的，用郁金水二钱放在菜汤里服下，蛊也会吐出来（见广柀ο闵娇h志，道光年修）。
拍花是放蛊的一种
古代社会的“拍花”，也是放蛊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大陆民间，有些逃荒 的妇人，头上裹一块蓝布，走到一处人家，与人寒暄的时候握著他的手，在他的手心拍几下，并说“好，好”。第二天，这个被她拍过手心的人就会忽然仆地，发起颠来。有一家人家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请中医治疗，诊断以后才发现这个人中了蛊，后来经由专门治蛊的人治疗，服药后他口中竟吐出几十个纸团，这种纸团就是蛊。
以木偶和纸人作怪
木偶也可用来害人，但利用木偶和用毒虫造蛊不同。后者是活生生的虫造成的蛊，木偶却是木头制造，不可能有毒。但巫人会利用木偶和纸人作怪，来扰乱别人的安宁。清人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一个术士专造木人（即木偶）、纸虎（即纸人）作怪，打扰别人，当事人送钱给他，木人、纸虎会暂时停止作怪，隔一阵子又死灰复燃。聊斋志异也记过木偶和纸人作怪的故事。金章宗元妃李氏嫉妒皇帝，曾叫一个名为李定奴的女巫剪纸作纸木人，制成鸳鸯符作怪（见金史卷六十四）。
避蛊的方法
传说的避蛊方法很多。试验是否已经中金蚕蛊？可啃白矾或口嚼生黑豆。白矾的味道很苦，白矾是甜的，生黑豆是香的，就是中了蛊，要用石榴皮煎成汁，服用以后，可以吐出金蚕蛊的蛊毒。
有旅行经验的人，进入蛊区要饮食的时候，会偷偷的用筷子拣第一块食物放在手里，用餐完毕以后，随手将放在手里的食物埋在人行道的十字路地下，蛊就回到放蛊的人家里。有的人经过蛊区，遇到可疑的食物，先请主人下筷子拣吃，这样可以避免中蛊。
有的人在蛊区就食，通常先问主人：“这碗菜、这碗面你们有没有下蛊？”一面拣出一块食物，放在一边，然后就食，蛊就不能为害了。
蛊或有形或无形，中毒极易，但辨认之法，是应该万分注意的。中毒后的辨认之法：（1）以生黄豆（黑豆也可以）食之，入口不闻腥臭，是中毒。
（２）以灸甘草一寸嚼之，咽汁随之吐出的，是中毒。
（３）插银针于一已熟的鸭蛋内，含入口内，一小时后取出视之，如蛋白俱黑者，是中毒。
蛊毒非常厉害，能使人惹病丧生，虽有方法医治，也不应轻易去尝试。据说预防之法有：
（１）凡房屋整洁，无灰尘珠网的，是藏蛊之家，切勿与之往来。
（２）凡食茶、水、菜、饭等物之先，须用筷子向杯碗上敲动的，是在施毒，急须向主人问道： “食内，莫非有毒吗？”一经问破，可免受毒。
（３）携同大蒜头出行，每饭，先食大蒜头，有蛊必吐，不吐则死，主人怕受连累，当然不敢下蛊。
（4）大荸荠，不拘多少，切片晒干为末，每早空心白滚汤送下（以二钱为度），纵入蛊家，也可免害。
（５）蛊之由饭酒中毒的，分外难治，故出外宜以不饮酒为原则。
解除毒蛊的方法，最普通的，是用雄黄、蒜子、菖蒲三味用开水吞服，使之泻去恶毒。金蚕，最畏头嘴似鼠，身有刺毛似蚝猪箭的刺猬，故刺猬是专治金蚕蛊的特殊药品。其他如蜈蚣、蚯蚓，每每也可以治蛊。
其实用现代医学来讲就是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不利的细胞，但一般情况不会有影响，但长期不管就会大量繁衍然后导致疾病，比如癌细胞，造成人体的损害。
治蛊的药草
古代医药不发达，如有人染上了蛊毒，通常用两种方法治疗：一是服用草药，周礼称这种草药为嘉草（见庶氏注），一是祷告神明，请神明降下医药，史记就有“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见封禅书）的记载。
后汉书说：在仲夏月，用一根米色的绳索，将荤菜和弥牟连在一起来扑灭蛊毒，在大门上挂一枝桃树以驱邪气（见礼仪志）。本草纲目引用古代疗治奇毒的药方，是在每年五月五日收取许多毒虫做蛊，这种蛊主治恶疮，不料后来有人利用这种蛊来害人。民间在端午节当日午时也有 “聚五毒”和饮雄黄酒、在脖子上搽雄黄酒的举动，其用意都在预防生疮。
治蛊的药丸
江苏省溧阳县的乡下，早年常有人中蛊。当地的竹林寺有一个会治无名种毒的和尚，制造一种药丸专门治疗蛊毒，一枚药丸的售价是绢一匹，治愈了不少中蛊的病患。在当地做“观察使”
的韩晃，为了根绝蛊毒，在溧阳县温泉旁建造一座寺庙，请竹林寺那位懂药性的高僧主持，专门治疗民间发生的蛊毒，并请高僧把药方公开刻在石碑上。
这份治蛊的药方是：在每年农历五月初取初生的桃子一个，把它的皮碾成细末，份量是二钱。另用盘蝥末一钱，先用麦麸炒熟，再用生大蕺末二钱，将这三味药用米汤和拌在一起，搓成如枣核一样大的丸子，中蛊的人祇要用米汤吞服这种药丸一个，就会药到毒除。
长安汉宫的巫蛊事件
汉武帝征和元年（西元前九二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惊当时的木偶巫蛊案件，这些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京师大侠引起的，还牵连了朝中的宰相公孙贺父子，最后连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刘据也被冤诬死了。
第一件巫蛊案是公孙贺本人引起的。公孙贺当时在朝做丞相，很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在朝做太仆，父子二人权倾一时。可惜公孙敬声的私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一千九百多万钱，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
当时另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情殷，向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到案，但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他的要求得到了武帝的许可。朱安世归案后，反向汉武帝陈诉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里诅咒武帝早死，并在武帝经常经过的Y道上埋木偶为巫蛊，以促武帝早死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当时正值武帝晚年，每天都在忧惧死亡，他信以为真，将丞相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第二件巫蛊案，是由武帝的一个近臣江充引起的。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安全工作，很得武帝信任。他在宫里处理警卫事件，连戾太子也不放在眼里，因而得罪了太子，江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人，他顾虑太子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不会放过他，恰巧宫中发生了公孙贺父子为蛊加害武帝的事件，江充就假藉这个机会，据说宫中蛊气很重，影响武帝生命安全，武帝信以为真，把这件事情交给江充处理，江充果然在戾太子宫中的地道里掘出一对木偶巫蛊，诬控太子加害武帝，促武帝早点死去。太子为了自保，将江充杀死后出走，宫中的人就说太子想造反，杀死江充后他逃。后来太子也被迫自杀。
古代社会放蛊的事是有的，但以上两件事却是假造出来的。以汉朝发生的 这两起巫蛊案来 看，可知蛊毒害人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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