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视眼预测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遗传背景、环境因素、远视储备和双眼视功能这4个维度来进行预测。
大家都知道，近视眼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亚洲眼视光协会理事长陈家伟博士也讲过，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去年发表《Ophthalmology》上的一篇文章显示：通过研究预测全球近视眼的平均患病率，到2050年将会达到52%，即大约有49.42亿人近视，而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7%，大约有9.24亿人成为高度近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组数据。
近视眼发生以后是不可逆转的，所以预防最重要。我们要怎么来预防呢？可以对近视眼作预测。第一，有没有遗传背景；第二，双眼视功能是否正常；第三，远视储备是什么情况；第四，就是环境的危险因素有多少。
1|遗传背景
我们首先来看遗传。全基因组关联研（GWAS）结果表明：现在已经发现了40多个近视眼基因位点。遗传负荷（geneticload）最高者他患近视的危险性将是普通人的10倍。
另外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一方是高度近视眼，那么近视的风险会增加3倍；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小孩的近视风险比普通小孩可能会高6倍。
父母的遗传和子代的关系如下：如果父母双方都没有近视，和父母一方是轻度、中度或是高度近视的12~15岁的后代，他们之间的屈光度差别非常明显。
那么用父母近视的人来预测是否准确呢？统计学的结果表明这个预测是有一定作用的。
通过遗传背景来预测眼，还需要去了解他的祖上三代，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近视情况，因为有些近视眼的发生并不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而是通过隔代遗传或是其他方式。
总的来说，预测近视眼的维度之一是遗传背景。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近距离工作、户外活动等。
Jones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通过阅读的时间来预测近视眼发生的准确度，它的曲线下面积是0.66，说明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阅读的时间和阅读距离这两个参数都考虑进去，也就是屈光度时间（比如在33厘米的距离，阅读1小时，即3个D×1小时，是3个屈光度时间）。这个参数比单独用阅读时间来预测近视的准确度反而要差一些。
有研究已经证实，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发生的一个独立保护因素。Morgen教授和吴佩昌教授都做过很多相关研究，每天增加80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1年后近视增加的速度将减缓，但它并不能阻止已经发生近视的人的度数进展。
虽然在近视发生前后，近视眼和正视眼之间户外活动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现在的研究并没有确定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近视眼发生之间的量化关系。2小时能抑制近视眼多少、5小时能抑制多少或是8小时能抑制多少，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既然环境因素对近视眼的发生这么重要，那为什么用环境因素去预测近视眼，所得出的结论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于：以前用来预测近视眼的参数时长，它的回顾可能存在偏移。因为不管是新加坡还是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都是通过如你昨天看书多长时间？、昨天的昨天看书多长时间等这样的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可能有的人根本就忘记了，所以回顾不可避免地产生偏移。这样难以进行全面准确量化，更无法提供其模式参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先解决研究的工具问题。爱尔团队开发了云夹设备，针对近视眼发病的几个危险因素，包括用眼距离、户外活动时间的长短、光照的强度等，来进行实时监测。
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能对近视眼的环境因素做到非常客观的量化。比如一个小孩7：43开始看书，8：15分结束，一共看了30分钟的书。在这30分钟里，他抬头看远处有6次；中午又看了12分钟的书，抬头看远有2次。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近视的发生可能不是看近的问题，而是看近模式的问题。
比如3个孩子距离40厘米，看书3小时：A同学一次性看完了3小时，这是最差的模式；B同学看1小时后，休息几分钟，然后再看1小时，再休息几分钟，他的模式比A同学要好，但还是不行；C同学把3小时分成9个时间段，每看20分钟就有一个抬头远眺的过程，这就是最好的模式。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模式可能跟近视眼有关系。
因为云夹可以全面监测环境因素的总量和模式，避免了以前回顾性研究里的偏移。这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解开环境因素与近视发生的量化关系之谜，从而有效评估环境因素对近视的影响。
3|远视储备及眼部参数
大家知道，5岁孩子大概有+1.25D~+1.50D的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能不能对近视眼进行预测呢？
既往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用单纯的等效球镜度SER进行预测，曲线下面积是0.875，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用的是单一的角膜曲率、眼轴或晶状体的屈光力来进行预测，效果就会差很多；如果我们用这3个参数结合SER预测近视的发生，效果只比单纯用等效球镜度稍微好一点。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在这几个参数里，我们只需要一个等效球镜度（也就是生理性远视度数）来预测近视就完全足够了。
假如我们根据一个9岁孩子的等效球镜度去预测他10~14岁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的数值都比较高。
另外一个参数是眼轴与平均角膜曲率半径比值AL/CR（简称轴率比）。以前很多教授讲课，把轴率比说成是近视眼的预测因子。其实轴率比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近视眼，而是针对孩子现在屈光的状态做出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轴率比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眼、正视眼还是远视眼，但是并不能用来预测。轴率比的分母相对固定，可变的部分其实是分子。眼轴的变化随屈光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也不需要做预测。
所以轴率比不能预测近视眼，但它可以用做屈光度的判断，只是这个判断的意义可能并不大。
这里做个小结：
1.远视储备是单独预测近视发生的最强因子；
2.角膜曲率、眼轴或晶状体的屈光力也可以预测近视，但作用非常有限；
3.轴率比可以评价屈光度的状态，但是它对近视的预测作用还待进一步研究。
4|双眼视功能
第4个维度就是双眼视功能，特别是调节功能。双眼视功能在我们过去很多的研究上都是被忽视的。每个人都长了两只眼睛，但其实每个人的两只眼睛功能，包括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调节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些研究认为，调节滞后和近视眼有关，也有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存在争议。
有研究发现，与正视眼人群比较，近视眼人群在近视发生的前2年、前1年和发生后1年注视40厘米视标的时候，调节滞后的量存在明显差别。
双眼视功能里还有另外一个指标：AC/A，在近视眼发生之前，可能会出现一个AC/A比较高的值。所以有人认为，AC/A也是一个预测近视眼发生的预测因子。
Mutii的研究表明：如果AC/A≥5.8？/D，1年内发生近视的风险增大22.5倍，也就是说，一个很高的AC/A值，可能就是近视眼发生的早期信号。
5|总结
总的来说，近视眼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遗传背景的维度。当一个孩子来就诊，我们首先要对他的家族近视史进行询问，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是不是有近视眼，可以从遗传背景的维度来进行预测；
第二，通过远视储备来预测近视。比如一个5岁的孩子，他的生理性远视约为+1.25D~+1.50D，如果他现在只有+0.50D或是平光，那这个孩子肯定是近视眼的高危人群；
第三，双眼视功能。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调节滞后，调节滞后可能发生远视性离焦，促进近视眼的发生；双眼视里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AC/A，高的AC/A值，可能就是近视眼发生的早期信号。
大家都知道，近视眼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亚洲眼视光协会理事长陈家伟博士也讲过，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去年发表《Ophthalmology》上的一篇文章显示：通过研究预测全球近视眼的平均患病率，到2050年将会达到52%，即大约有49.42亿人近视，而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到9.7%，大约有9.24亿人成为高度近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组数据。
近视眼发生以后是不可逆转的，所以预防最重要。我们要怎么来预防呢？可以对近视眼作预测。第一，有没有遗传背景；第二，双眼视功能是否正常；第三，远视储备是什么情况；第四，就是环境的危险因素有多少。
1|遗传背景
我们首先来看遗传。全基因组关联研（GWAS）结果表明：现在已经发现了40多个近视眼基因位点。遗传负荷（geneticload）最高者他患近视的危险性将是普通人的10倍。
另外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一方是高度近视眼，那么近视的风险会增加3倍；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小孩的近视风险比普通小孩可能会高6倍。
父母的遗传和子代的关系如下：如果父母双方都没有近视，和父母一方是轻度、中度或是高度近视的12~15岁的后代，他们之间的屈光度差别非常明显。
那么用父母近视的人来预测是否准确呢？统计学的结果表明这个预测是有一定作用的。
通过遗传背景来预测眼，还需要去了解他的祖上三代，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近视情况，因为有些近视眼的发生并不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而是通过隔代遗传或是其他方式。
总的来说，预测近视眼的维度之一是遗传背景。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近距离工作、户外活动等。
Jones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通过阅读的时间来预测近视眼发生的准确度，它的曲线下面积是0.66，说明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阅读的时间和阅读距离这两个参数都考虑进去，也就是屈光度时间（比如在33厘米的距离，阅读1小时，即3个D×1小时，是3个屈光度时间）。这个参数比单独用阅读时间来预测近视的准确度反而要差一些。
有研究已经证实，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发生的一个独立保护因素。Morgen教授和吴佩昌教授都做过很多相关研究，每天增加80分钟的户外活动时间，1年后近视增加的速度将减缓，但它并不能阻止已经发生近视的人的度数进展。
虽然在近视发生前后，近视眼和正视眼之间户外活动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现在的研究并没有确定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近视眼发生之间的量化关系。2小时能抑制近视眼多少、5小时能抑制多少或是8小时能抑制多少，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既然环境因素对近视眼的发生这么重要，那为什么用环境因素去预测近视眼，所得出的结论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于：以前用来预测近视眼的参数时长，它的回顾可能存在偏移。因为不管是新加坡还是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都是通过如你昨天看书多长时间？、昨天的昨天看书多长时间等这样的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可能有的人根本就忘记了，所以回顾不可避免地产生偏移。这样难以进行全面准确量化，更无法提供其模式参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先解决研究的工具问题。爱尔团队开发了云夹设备，针对近视眼发病的几个危险因素，包括用眼距离、户外活动时间的长短、光照的强度等，来进行实时监测。
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能对近视眼的环境因素做到非常客观的量化。比如一个小孩7：43开始看书，8：15分结束，一共看了30分钟的书。在这30分钟里，他抬头看远处有6次；中午又看了12分钟的书，抬头看远有2次。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近视的发生可能不是看近的问题，而是看近模式的问题。
比如3个孩子距离40厘米，看书3小时：A同学一次性看完了3小时，这是最差的模式；B同学看1小时后，休息几分钟，然后再看1小时，再休息几分钟，他的模式比A同学要好，但还是不行；C同学把3小时分成9个时间段，每看20分钟就有一个抬头远眺的过程，这就是最好的模式。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模式可能跟近视眼有关系。
因为云夹可以全面监测环境因素的总量和模式，避免了以前回顾性研究里的偏移。这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解开环境因素与近视发生的量化关系之谜，从而有效评估环境因素对近视的影响。
3|远视储备及眼部参数
大家知道，5岁孩子大概有+1.25D~+1.50D的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能不能对近视眼进行预测呢？
既往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用单纯的等效球镜度SER进行预测，曲线下面积是0.875，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用的是单一的角膜曲率、眼轴或晶状体的屈光力来进行预测，效果就会差很多；如果我们用这3个参数结合SER预测近视的发生，效果只比单纯用等效球镜度稍微好一点。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在这几个参数里，我们只需要一个等效球镜度（也就是生理性远视度数）来预测近视就完全足够了。
假如我们根据一个9岁孩子的等效球镜度去预测他10~14岁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的数值都比较高。
另外一个参数是眼轴与平均角膜曲率半径比值AL/CR（简称轴率比）。以前很多教授讲课，把轴率比说成是近视眼的预测因子。其实轴率比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近视眼，而是针对孩子现在屈光的状态做出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轴率比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眼、正视眼还是远视眼，但是并不能用来预测。轴率比的分母相对固定，可变的部分其实是分子。眼轴的变化随屈光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也不需要做预测。
所以轴率比不能预测近视眼，但它可以用做屈光度的判断，只是这个判断的意义可能并不大。
这里做个小结：
1.远视储备是单独预测近视发生的最强因子；
2.角膜曲率、眼轴或晶状体的屈光力也可以预测近视，但作用非常有限；
3.轴率比可以评价屈光度的状态，但是它对近视的预测作用还待进一步研究。
4|双眼视功能
第4个维度就是双眼视功能，特别是调节功能。双眼视功能在我们过去很多的研究上都是被忽视的。每个人都长了两只眼睛，但其实每个人的两只眼睛功能，包括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调节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些研究认为，调节滞后和近视眼有关，也有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存在争议。
有研究发现，与正视眼人群比较，近视眼人群在近视发生的前2年、前1年和发生后1年注视40厘米视标的时候，调节滞后的量存在明显差别。
双眼视功能里还有另外一个指标：AC/A，在近视眼发生之前，可能会出现一个AC/A比较高的值。所以有人认为，AC/A也是一个预测近视眼发生的预测因子。
Mutii的研究表明：如果AC/A≥5.8？/D，1年内发生近视的风险增大22.5倍，也就是说，一个很高的AC/A值，可能就是近视眼发生的早期信号。
5|总结
总的来说，近视眼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遗传背景的维度。当一个孩子来就诊，我们首先要对他的家族近视史进行询问，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是不是有近视眼，可以从遗传背景的维度来进行预测；
第二，通过远视储备来预测近视。比如一个5岁的孩子，他的生理性远视约为+1.25D~+1.50D，如果他现在只有+0.50D或是平光，那这个孩子肯定是近视眼的高危人群；
第三，双眼视功能。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调节滞后，调节滞后可能发生远视性离焦，促进近视眼的发生；双眼视里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AC/A，高的AC/A值，可能就是近视眼发生的早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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