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文化建设 “本位文化”论 民族主义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本位文化”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渊源及其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关系、传统与 现代 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本位文化”派关于 中国 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在固守民族本位的前提下审慎地承续和变革传统、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这在今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碰撞交融，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时激起巨大波澜。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出现了中西文化论争的高潮0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论争中的“全盘西化”论遭到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本位文化”论也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to，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笔者认为，“本位文化”论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广博的民众基础和显著的社会效应，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有和创新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当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宣言》的发表时值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文化建设》杂志又有官方背景，因此一直以来更多地被解读为对“新生活运动”的呼应。笔者认为，如果仅从 政治 层面去剖析，而忽略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很容易落人意识形态话语的案臼，流于肤浅与偏颇。所以笔者首先拟从《宣言》思想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去对其进行解读。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形式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后，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并开始了建设国家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政府整合各派力量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进程是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而展开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再度加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因此，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建设蕴含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宣称:“人之减否，固关系乎政教，而社会习尚所予人之熏陶锻练，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实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拟。关于政教制度诸问题，政府方从事于改造，自不必赘;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吾人若不愿束手待毙者，应不坐侯其 自然 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熏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抛开“新生活运动”在政治层面的企求，就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基础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诉求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映照，是希望“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
《宣言》提出的主张，也可以说是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在寻求中国文化出路时的体现。《宣言》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想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咽王新命等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又说:“总括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宣言》的立论，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本位立场。这种立场，既是山河破碎、国事陵夷等现实层面的因素所催生的结果，也是在文化层面探求中国文化出路时对“全盘西化”论的回应。
十教授中的樊仲云回忆说:“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几个朋友于吃完了饭之后，从各方面的闲谈，慨叹地讲到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 经济 方面，涣涣大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从英国回来的学生，觉得英美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理想;而从苏俄回国的，则以为中国也应该有苏维埃制度;最近由于意、德两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兴起，于是有的人主张中国也当来效法一下……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于是我们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主张。’，叫可炳松也说:“其实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此外别无他意。’，IN从《宣言》作者的动机看，主要也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
因此，从社会心理基础这一层面来看，《宣言》的出台，不应该看作是“御用文人”的应制之作，它是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 历史 现实在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宣言》也是对“西化”困境的反思。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然而，这些现代性的转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变化，即使在精英分子层面，也是如此。多数人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的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西化”即“现代化”的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造成战后欧洲的衰败凋零，给大多数沉浸在“五四”余绪中，在学习西方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科技无力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言:“讴歌 科学 万能之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只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响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偿惶失望。’，阴社会的公正、道德的完善，不能寄希望于工具理性。西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现代化的新思路，给一部分知识精英以启迪。他们转而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具有现代性的恒常价值资源，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 工业 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并进而解决由之带来的人性疏离、道德沦丧、意义迷失等系列问题。《宣言》提出“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观点，既承继前人，又体现一种开放的胸怀和科学的意识。虽然《宣言》本身没有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具体方案，但这种胸怀和意识，足以让人充满敬意。
二、“本位文化”论的思想渊源
诚然，“本位文化”派的主张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定下了基调，此后延续到洋务派、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本位文化”派的主张，也可谓由此辗转而来。
首先是民族本位和忧患意识。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其论调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本位和优患意识，这是与19世纪中叶以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国粹派“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从‘亡天下’的高度，深刻体认了民族文化的内在危机，密切关注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在他们看来，文化独立是一民族政治独立的前提和根本，而文化独立精神的丢失，无疑即是民族的灭顶之灾’’}x}a 20世纪30年代，民族文化的重建尚未完成，国家又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厄运。此时，“各种不同的主张竟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本位文化”派的这种呼声，所表现的正是企图回复民族文化昔日荣光的民族感情以及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转贴于 http://www.lwlm.com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本位文化”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渊源及其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关系、传统与 现代 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本位文化”派关于 中国 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在固守民族本位的前提下审慎地承续和变革传统、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这在今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碰撞交融，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时激起巨大波澜。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出现了中西文化论争的高潮0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论争中的“全盘西化”论遭到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本位文化”论也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to，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笔者认为，“本位文化”论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广博的民众基础和显著的社会效应，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有和创新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当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宣言》的发表时值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文化建设》杂志又有官方背景，因此一直以来更多地被解读为对“新生活运动”的呼应。笔者认为，如果仅从 政治 层面去剖析，而忽略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很容易落人意识形态话语的案臼，流于肤浅与偏颇。所以笔者首先拟从《宣言》思想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去对其进行解读。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形式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后，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并开始了建设国家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政府整合各派力量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进程是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而展开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再度加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因此，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建设蕴含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宣称:“人之减否，固关系乎政教，而社会习尚所予人之熏陶锻练，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实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拟。关于政教制度诸问题，政府方从事于改造，自不必赘;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吾人若不愿束手待毙者，应不坐侯其 自然 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熏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抛开“新生活运动”在政治层面的企求，就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基础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诉求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映照，是希望“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
《宣言》提出的主张，也可以说是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在寻求中国文化出路时的体现。《宣言》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想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咽王新命等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又说:“总括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宣言》的立论，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本位立场。这种立场，既是山河破碎、国事陵夷等现实层面的因素所催生的结果，也是在文化层面探求中国文化出路时对“全盘西化”论的回应。
十教授中的樊仲云回忆说:“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几个朋友于吃完了饭之后，从各方面的闲谈，慨叹地讲到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 经济 方面，涣涣大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从英国回来的学生，觉得英美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理想;而从苏俄回国的，则以为中国也应该有苏维埃制度;最近由于意、德两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兴起，于是有的人主张中国也当来效法一下……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于是我们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主张。’，叫可炳松也说:“其实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此外别无他意。’，IN从《宣言》作者的动机看，主要也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
因此，从社会心理基础这一层面来看，《宣言》的出台，不应该看作是“御用文人”的应制之作，它是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 历史 现实在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宣言》也是对“西化”困境的反思。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然而，这些现代性的转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变化，即使在精英分子层面，也是如此。多数人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的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西化”即“现代化”的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造成战后欧洲的衰败凋零，给大多数沉浸在“五四”余绪中，在学习西方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科技无力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言:“讴歌 科学 万能之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只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响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偿惶失望。’，阴社会的公正、道德的完善，不能寄希望于工具理性。西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现代化的新思路，给一部分知识精英以启迪。他们转而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具有现代性的恒常价值资源，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 工业 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并进而解决由之带来的人性疏离、道德沦丧、意义迷失等系列问题。《宣言》提出“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观点，既承继前人，又体现一种开放的胸怀和科学的意识。虽然《宣言》本身没有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具体方案，但这种胸怀和意识，足以让人充满敬意。
二、“本位文化”论的思想渊源
诚然，“本位文化”派的主张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定下了基调，此后延续到洋务派、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本位文化”派的主张，也可谓由此辗转而来。
首先是民族本位和忧患意识。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其论调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本位和优患意识，这是与19世纪中叶以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国粹派“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从‘亡天下’的高度，深刻体认了民族文化的内在危机，密切关注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在他们看来，文化独立是一民族政治独立的前提和根本，而文化独立精神的丢失，无疑即是民族的灭顶之灾’’}x}a 20世纪30年代，民族文化的重建尚未完成，国家又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厄运。此时，“各种不同的主张竟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本位文化”派的这种呼声，所表现的正是企图回复民族文化昔日荣光的民族感情以及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转贴于 http://www.lw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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